首页 -> 2006年第8期


“新总统”和“老政策”

作者:陈长伟




   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遇刺身亡,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仓促宣誓继任。肯尼迪是美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一位总统。但是,肯尼迪时期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却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出于种种因素的掣肘,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依然是遏制与孤立,美国仍然依据 “共同防御条约”与台湾当局维持着所谓的“冷战盟友”关系。虽然对华政策的根本前提没有动摇,但有迹象表明,肯尼迪在任后期已开始尝试调整对大陆和台湾的政策。1961年肯尼迪政府在联合国中抛出“两个中国”之类的方案,并反对蒋介石利用大陆困难局面“反攻大陆”的企图。美国国务院还于1962年出版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的《中国卷》,披露了不少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政府的腐败家底,中央情报局甚至曾考虑蒋介石死亡或引退之后美国该采取什么措施。后来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还表明,1963年连任呼声很高的肯尼迪正考虑在第二任期重新审议对华政策,其手下的智囊已开始酝酿一些新的政策调整方案。只可惜这位总统“创业未半却中道崩殂”,美中关系依然如故。
  
  台湾当局缺席肯尼迪葬礼:有意还是无心?
  
  肯尼迪遇刺当天,国民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九全”大会)刚刚闭幕。会议选举蒋介石为“总裁”,陈诚为“副总裁”,选举出由74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肯尼迪的死讯传至台北之时,无论蒋“总裁”还是陈“副总裁”都没有立即作出任何表示。12小时之后,美国驻台“大使”赖特直接打电话至“总统府”向蒋介石通报肯尼迪遇刺、约翰逊继任的消息,蒋才借机转达哀悼。之前,台湾当局高官中只有“外交部长”沈昌焕致电美国驻台“大使馆”表达慰问,“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陈诚却忙着去机场迎接美国著名亲蒋分子、众议院共和党前议员、时任美国“救济中国难民委员会”主席的周以德夫妇。活着的人毕竟比死去的人更重要。肯尼迪遇刺身亡36小时之后,台湾当局才决定于翌日起“中华民国国旗”降半旗致哀,但“此举仅维持了72小时”。赖特向美国国务院汇报台湾当局对这一突发事件的反应时,不满情绪溢于言表。
  台北媒体对肯尼迪意外遇刺身亡的冷淡反应,也让一些人甚为惊诧。1963年11月23日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仅用第一版最下段少量的篇幅报道了肯尼迪的死讯。这或许是由于消息仓促来不及排版。但在美国人看来,如此重大的消息不使用头条,似乎有某种特别意味。24日的《中央日报》还是没有用第一版报道,而仅仅在第二版淡淡地刊出各地对肯尼迪之死的反应。25日,该报更将美国总统死讯完全抹销。
  11月23日,台湾当局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如何应对肯尼迪葬礼事宜。虽然多数成员认为“副总统”陈诚或者“外交部长”沈昌焕必须赴美吊丧,但会议最终决定仅派“驻美大使”出席肯尼迪葬礼。“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在会后私下说,由于陈诚对这次“九全”大会选举结果颇为郁闷,根本没有心情理睬一些官员提出派遣“代表团”赴美吊丧的建议。
  11月25日,肯尼迪葬礼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虽然是葬礼,但盛况空前,共有95个国家的元首、总理或外长参加。人群中唯独不见美国在东亚的“亲密盟友”、“中华民国”的“高级特使”,仅由其“驻美大使”蒋廷黻列席。他站在队伍中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几乎没被人发现。同一天,台北“外交委员会”一些要员对于台湾当局这一重大“外交失误”颇为诧异,质问“外交部长”沈昌焕,为什么没有派代表去华盛顿。沈昌焕辩解说,他曾就此事请教过蒋介石,但由于时间太短,无法派出合适人选。
  肯尼迪葬礼前后,在台湾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不断向美国国内汇报台湾各界对肯尼迪遇刺的“冷漠”反应,称:“台北不同阶层的人民对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遇刺有不同的反应:底层老百姓对此事根本漠不关心,可能他们很难想像一个总统的去世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只有政府和国民党内的中上层知识分子更能理解美国人民的心情,对总统的不幸遇刺表示遗憾和悲哀;然而,并没有看出台湾党政高层官员流露出真正悲哀的迹象,他们只是因为要面对美国人才不得不敷衍了事般地聊表哀悼。”还有一些情报声称,台湾当局某些要人对肯尼迪遇刺甚至有些幸灾乐祸。
  美国驻台“大使”赖特倒是“宰相肚里能撑船”,他认为,台湾当局高层缺席肯尼迪葬礼的确仅是巧合,台湾当局对肯尼迪遇刺反应迟钝,是因为事件发生时台湾有些手忙脚乱,此中并无重大政治意义。的确,11月下旬正赶上国民党召开“九全”大会,恰值新一轮权力分配的关键时期,国民党要员谁也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台赴美。且此前蒋介石曾发誓,“不收复大陆永不离台”;最适合出访的是“副总统”陈诚,而他正因为“九全”大会的权力分配不公而生闷气。所以,赖特建议各方停止对台湾当局的诟病,以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小题大做”。
  
  约翰逊入主白宫:台湾当局是喜是忧?
  
  值得台湾当局庆幸的是,最终没有出现赖特等人担心的“别有用心的人”借题发挥的局面。但对于他们来说,缺席肯尼迪葬礼的确是个重大的“外交失误”。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蒋介石、陈诚等人11月30日专程到美国驻台“大使馆”遥念肯尼迪。虽然哀悼来得有些晚,但也总算为“国民政府”挽回一点面子,此事基本到此作罢。但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从蒋介石等人获悉肯尼迪遇刺那一刻开始,台湾当局最关心的是美国对台政策,是否会因为总统的更替而有新的变化,而远非肯尼迪遇刺这件事本身。虽然台北的一些报纸对台湾当局政府要员缺席肯尼迪葬礼颇有微词,但是媒体并没有充分报道这件事,媒体更关心的是今后美国对台湾关系的走向,并对美国新总统的台湾政策和“中美关系”的未来进行种种猜测。
  台湾岛内的舆论普遍认为,虽然“肯尼迪和约翰逊的气质、个人的风格和政治哲学大不相同”,但美国总统更替对美台关系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台湾的一些观察家注意到,约翰逊基本上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为其前任外交政策出谋划策的智囊集团、肯尼迪时代的“三驾马车”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都继续留任。他们据此认为,政府人事的稳,定确保了肯尼迪的外交政策在约翰逊时期得以延续。因此,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方向应该不会改变,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反对大陆的共产党政权。
  此外,《中央日报》还特别翻出约翰逊1961年5月以副总统身份“访问”台湾,“会晤”蒋介石和陈诚的陈年往事,并附言 “约翰逊总统利用那个机会对自由中国所取得的发展和共产党政权对整个远东的威胁作了第一手的了解。曾一再表明美国将致力协助远东自由国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和维护他们的独立”。所以 “我们相信,约翰逊总统将继续提供美国对自由世界的领导,增进同中华民国的密切关系”。为了突出约翰逊对台的“友好感情”,1963年11月23日,《中央日报》特意于头版刊登1961年约翰逊访台时与蒋介石和陈诚握手言欢的旧照。
  1961年的台湾之行,是约翰逊一生对台湾的唯一的一次“访问”。的确,此行之后,时任副总统的他对台湾当局好感倍增。他回国后向肯尼迪汇报说:“台湾的中华民国对我来说是一个愉快的小惊喜。虽然长期以来各界对蒋介石及台湾当局政府的骂声不断地传入我耳中,我也知道部分美国人对他怀有强烈的敌对情绪,但是不管怎样,台湾涌现的是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我和蒋介石和蒋夫人的会谈主要关于社会进步的措施,这使我感到既喜悦,又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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