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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能说《大公报》独“定乾坤”
作者：尹韵公
一张报纸“定乾坤”？
最早提出《山西日报》决定了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陕北这一观点的，是聂荣臻元帅。早在1986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是这样写的：“九月十九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2004年8月23日《北京青年报》刊登了一位叫杨家华的健在老红军的回忆文章，进一步证实了聂帅回忆的准确性。据这位老红军战士讲，当年身为警卫员的他，跟随聂帅、林彪作为先头部队进驻哈达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聂帅叫他上街买吃的。杨家华到街上一家烧饼店买了几个烧饼，老板随手用一张旧报纸包上后，便递给他。聂帅和林彪吃烧饼时，聂帅对包烧饼的旧报纸忽然发生了兴趣，原来这张旧报上刊载有陕北还有红军根据地的消息。兴奋不已的聂帅当即叫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旧报赶紧给正在前往哈达铺途中的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送去。杨家华说，我清楚地记得，这张旧报是《山西日报》。
由此可以看出，这整个事件，有头有尾，要素齐全，过程完整，因此可以说：《山西日报》是第一个向红军高级指挥员、向党中央提供了陕北有红军根据地信息的报纸。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推断出《山西日报》独“定乾坤”呢？依我妄测，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人见到聂荣臻送来的报纸后，肯定会很高兴。但仅凭此孤说，就贸然决定一个重大行动，这似乎又显得牵强。因为他们到了哈达铺以后，一定会继续寻找国民党旧报，以进一步核实、确认《山西日报》提供信息的可靠性。根据历史文献，我们获知，张闻天曾于1935年9月22日哈达铺休整期间，写过一篇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读报笔记，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同年同月28日出版的《前进报》第3期上。在这篇文章中，张闻天较为详细地摘引了1935年7月23日、7月29日、7月31日、8月1日《大公报》上关于红军在陕甘活动的报道（参见《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
张闻天是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之一，能够参与重大行动决策。他的这篇文章表明：党中央进驻哈达铺后，确实找到了一批旧报，确实从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大公报》上发现并进一步确认了陕北有红军根据地的消息。虽然张闻天没有说明他引录的那四份《大公报》的来源，但根据哈达铺当时有一处邮政代办所的事实，可以判断：那四份《大公报》肯定是在哈达铺找到的，并且这四份《大公报》提供的信息，进一步坚定和强化了党中央决定把长征落脚点选择在陕北的决心和信心。
至于王文中提到的那位叫陈诗林的老红军战士的回忆，我相信是真实的。但有一点必须说明，陈诗林找到的《大公报》肯定要晚于聂帅发现的《山西日报》，因为聂帅是先头部队，先到哈达铺，而陈诗林不是先头部队人员，自然是迟到哈达铺几天。
由于聂帅的回忆录只提到《山西日报》而未提其他报纸，而张闻天的文章只提到《大公报》而未提其他报纸，因而这就造成了两种不同的说法或误解。我一直认为，无论是聂荣臻的《山西日报》说，还是张闻天的《大公报》说，两者都是真实的，都是正确的。如果从时间顺序上看，两者非但不矛盾，而且恰好是一个互相补充、互相印证的过程，即它们都为党中央的正确抉择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只不过贡献份额不同而已。正因为如此，我曾在2002年的一篇相关论文中作过这样的结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抉择，首先是源于《山西日报》，其次是因于《大公报》等其他国民党报纸（尹韵公：《〈大公报〉与红军长征落脚点之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轻率地说《山西日报》或《大公报》“独定乾坤”，恐怕都不符合历史真实。
中央领导人能看到9月15日的《大公报》吗？
王文专门提到了《大公报》1935年9月15日关于陕北红军的报道，并认定：“9月15日的报纸在9月21日能够抵达哈达铺是可能的”。言外之意是，中央红军是看了这天的《大公报》报道才决定去陕北的。
我过去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当年9月19日至22日期间，到达哈达铺的中央红军是绝对不可能看到9月15日的《大公报》的。其理由如下：
首先，从出版时间上判断。《大公报》当年是在天津出版发行的。我们假定9月15日的报纸出版后，或先邮发至北平，经京广线转邮郑州，西至西安，或先邮徐州，经陇海线过郑州至西安，按20世纪30年代的铁路运行速度，这至少得两天以上，这样就到了17日或18日；当时陇海铁路只到西安而未至兰州，不过1935年8月西安至兰州的公路已修通，尽管西兰公路路况甚差，当年走过这条公路的范长江曾讥讽为“稀（西）烂（兰）公路”，估计邮运报纸从西安至兰州也需二至三天以上，这样就到了19日或20日以后；从兰州至哈达铺这一段，当时未通公路，全靠两条腿步行，而这条路有多长呢，根据范长江著《中国的西北角》的路程初步统计，大约有1100多里，范长江从哈达铺到兰州用了17天或18天，平均每天步行或骑马60里以上，即使每天走百里以上，也须10天以上时间。照这个最快的时间来计算，《大公报》从天津到哈达铺至少也需要半个月以上。试问：当年中央红军怎么可能看到9月15日的《大公报》？！就算是《大公报》在兰州出版发行都不可能，何况天津！因此，从报纸的出版、发行、邮送以及交通状况看，中央红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看到9月15日的《大公报》。
其次，从张闻天引录的消息判断。前面我们说过，张闻天曾经引录过4份《大公报》的消息，其中最近一份的《大公报》是当年8月1日出版的。人们不禁会问：既然党中央依靠旧报提供的消息作为决策参考，为什么不引录8月中下旬和9月以后的《大公报》呢？最新最近的消息不是才最有参考价值吗？回答只有一个可能：当时哈达铺看到的8月1日《大公报》，已经是最新、最近的《大公报》了，8月2日以后出版的《大公报》尚未到达哈达铺。
《大公报》的政治立场如何？
王文最后说，当年《大公报》向来不称中国共产党为“共匪”，不称红军为“匪军”。不称“匪”是指《大公报》发表社评、短评及自己报纸特派记者的新闻报道而言。
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过去出于研究需要，我是多次翻过20世纪30年代的《大公报》的。《大公报》的社评和例行报道中称中共和红军为“匪”，是经常的事情。譬如，1935年7月1日的一篇评论中说：“自朱毛溃围由东而西，徐匪攻城略地由北而南，牵制中央及地方军队，直接间接不下百万之众。”这里提到的“徐匪”，就是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部。第二天即7月2日的《大公报》又刊登一篇《蜀游杂记》，其中说：“入蜀后首先留意者，当然为考察剿匪情形，徐向前突破嘉陵江，朱毛越过大渡河，川北自江油而西，川西自会理而北，全川之西北边境，几全是匪区，防不胜防，颇引以为忧。”作者将红军控制的地域，统称为“匪区”。又如，1935年7月17日《大公报》黑体标题报道：《张学良将飞陕，开剿匪会议，讨论清除陕北匪共办法》，虽然电文内容是中央通讯社发出的，但标题的突出和醒目，却是《大公报》编辑安排制作的，这总不能不说是一种倾向吧？再如，1935年10月15日《大公报》发表社评《再论陕甘军事》，其中在总结国民党军事失败的几点原因后，说：“有此数点，故虽兵多而不能收效，且往往为匪所乘”。这里所说的“匪”，既指中共，又指红军。
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的政治立场，肯定不是偏向中共的，也不是自我标榜“中立”的，而是偏向国民党的，不然为何张闻天当年在哈达铺写的那篇读报笔记开首就给它定了性质：“天津反动的《大公报》”如何如何。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