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大一沙龙”:第一个日军“慰安所”

作者:苏智良




   这是刊载于一册日文书籍上的广告,该书出版于1942年。广告的上半部是一幢日式房屋花园的一角,下面自右向左写着“大一沙龙”的日文假名,汉字是“大一会馆”,上方为“大一沙龙”的罗马发音:DAIICHSALOON。当中还有“大一”两字组合的徽记。最下面记着两门电话:46940,(02)2801。
   这是日本人在上海建立的、后来成为日军在亚洲设立的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它也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日军“慰安所”,地址是上海东宝兴路125弄。
   那么,这个“慰安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
  
  “大一沙龙”的由来
  
  “大一沙龙”最早称“大一”,是上海日侨建立的日本式“贷座敷”。所谓的“贷座敷”,就是一种日本样式的风俗营业店,这类店除了向客人提供餐饮外,也提供女子——当时称“乙种艺妓”供客人玩乐。“大一”的名字早在1920年的《上海日侨人名录》上已有记载,因此,至少在1920年就已存在了。这个在上海日侨中颇受欢迎的风俗店最初由日本侨民白川经营,地点在宝山路上。宝山路邻近日侨云集的虹口,属于公共租界的越界筑路区域,也就是闸北地区。
   根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1920年至1923年的调查,日商“贷座敷”为躲避租界当局对废娼运动的打击与压力,而设在越界筑路区域。但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管辖的地界也开始实施禁娼,上海特别市政府于1929年6月公告废除公妓,不允许妓院公开营业,并于1930年3月20日正式向日总领事馆提出,将日侨设在华界的“大一”等四个卖淫场所,或转为正业,或移入租界。于是,日方被迫于次年11月25日,将“贷座敷”内营业的“乙种艺妓”改称“酌妇”,承认“贷座敷”可以继续存在,不过劝说日侨将店迁入越界筑路地区。于是,日商开设的色情业不得不逐渐向虹口迁移。这个时候,“大一”的经营权被转让给近藤美津子。
   关于“大一沙龙”等“贷座敷”的营业妇女人数,目前还没有找到确切的数字,只知道娼妓人数前后稍有变化。根据1930年颁布的《昭和五年在上海总领事馆警察事务状况》记载,包括“大一”在内的四家“贷座敷”,1928年有“酌妇”32人,1930年为19人。而根据日本驻沪总领事馆警察的同一资料统计,1930年在上海的艺妓及其他接客的日本妇女计1290人,其中甲种艺妓173人,乙种艺妓(娼妓)19人,旅馆、料理店、贷席、饮食店419人,舞女164人,“洋妾”159人,私娼346人。
  清末民初的虹口地区,是广东籍人士的集居之地。东宝兴路125弄1号的主人也是广东来的移民,而且这里还是潮汕帮商人的会议场所。九一八事变之前,虹口的局势已逐渐紧张,日本海军陆战队耀武扬威,日本浪人对中国居民挑衅事件接二连三。住在此处的广东商人遂纷纷离去,近藤美津子夫妇趁机占据了东宝兴路125弄1号,在日本海军的支持下,继续经营“大一”,并改称为“大一沙龙”,也叫“大一会馆”。
   1931年11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为了给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官兵提供“安全的”性服务,就在虹口选择一批日本妓院作为其海军的特别“慰安所”,其中“大一沙龙”作为首选,与其他三家“贷座敷”一起成为“慰安所”〔除了 “大一”,还有“小松亭”(虬江路大富里5号)、“永乐馆”(狄思威路)、“三好馆”(吴淞路松柏里)等“贷座敷”——笔者注〕。
  
  “大一”海军“慰安所”的内幕
  
  根据笔者的调查,“大一沙龙”通常不挂牌子,也没有“慰安所”的名称,除了接待日本海军军人外,也同时接待日本侨民。对“慰安妇”最初也无任何检查身体制度。这一时期的“慰安妇”,基本上都是从日本贫困山区招来的年轻女子,原来大都是娼妓。
  1931年11月,“大一沙龙”因被称为“海军指定慰安所”而获得扩张。这一情况也得到了日本外务省的一则档案的证实,日本海军“慰安所”在1932年初就有记录。到1932年,在上海开业的日海军“慰安所”共达17家。这些“慰安所”以日本海军官兵为客人。是年底,在这17家“慰安所”中,有艺妓279人、“慰安妇”163人。
  包括“大一沙龙”在内的专门接待日海军的这些“慰安所”,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对“慰安妇”已实施严格的身体检查制度,由日本驻沪总领事馆会同日本海军陆战队对所中的妇女进行检查,每周两次,患有性病者不准接待客人。“大一沙龙”专门设有一间检查室,供日本海军军医对所中的妇女进行体检。
   根据《日人在华人名录》(第33版,1942年,第271页)记载,“大一沙龙”的经营范围是“咖啡贷席业”,老板是来自东京的近藤美津子。
   “大一沙龙”所在地为两层西式砖木结构建筑,进门处是一个日式花园。最初,此处的日本“慰安妇”只有7人左右,由于这里地处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旁,为日本海军陆战队集中之地,所以海军陆战队员相约而来,生意十分兴隆。于是,近藤美津子夫妇便又从日本国内招来20名少女,并逐渐吞并了后面的两幢中国人的住房(今东宝兴路125弄2号、3号),那两幢房屋也是西式砖木结构建筑。到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成为日军的驻屯地和中转站,常驻日军多达10多万,于是,近藤夫妇又将东侧的两幢两层房屋也霸占下来,并在五幢房屋之间,架起连接通道,以方便日军官兵进出。经营者还购置了用来接送客人的汽车,在路对面设立了停车库(东宝兴路120、122、124号),从而形成了一个规模颇大的日军“慰安所”。
  
  中、日证人的回忆
  
  1994年,笔者找到时年81岁的陆明昌老人,据这位家住东宝兴路108号的老人介绍,他原籍江苏南通,一二八事变前后,从家乡到上海谋生,经人介绍进“大一沙龙”做杂务工。这时的“大一沙龙”,客人除了日本海军以外,还有日侨。进大门后是个日本式庭院,上台阶里面是个大酒吧,平时接待客人,可以喝酒,也可跳舞。两厢房、二楼以及后面的三幢建筑均是日本“慰安妇”的房间。楼房的东侧有个花园,中间是个喷水池,四周的空地就是舞场,每天这里都是热闹非凡,尤其是晚上7点以后最为疯狂。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这里成为日本海军专用的“慰安所”。“慰安妇”们穿着和服,都是来自日本贫困山区的女子。日本医生每周都来检查,在一楼的4号房间为“慰安妇”检查身体。营业情况极好,因此,后来老板近藤就只身带着钱财跑回东京享受去了,“大一沙龙”便由老板娘近藤美津子一个人支撑。大约在1944年左右,老板娘死了,此后则由其儿子经营,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陆明昌在“大一沙龙”除了烧饭外,还要收拾酒吧、搬运啤酒等。因为每天与日本人打交道,所以晚年仍能讲一些日本话。他在这个“慰安所”整整干了14年,可以说是在日军“慰安所”内工作时间最长的人了,每月的工资却只有6块银元,还时常遭到日本人的打骂,回忆痛苦的往事,陆明昌老人仍满腔怒火。
   根据陆明昌等知情人的回忆,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里面也有不少中国女人,遭受日军的奴役。
   家住附近的林铃娣(1994年71岁)对“大一沙龙”还有清晰的记忆:“我父亲是桶匠。我们管‘大一沙龙’叫‘大一记’,老板娘经常来我家订购小木盆,这种小木盆是给‘慰安妇’与客人洗澡时放置毛巾和肥皂用的。一次定做总有10只,每只价钱是1日元。那时我只有10来岁,这些木盆每次都是我送过去的。但只能送到门口,不准进去。里面的女孩都穿着和服、木屐。里面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敢看。对面两幢房子(东宝兴路120、122、124号)原来是车库,是专供客人们停车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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