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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干校述论（一）
作者：郑 谦
《人民日报》编者按说：“黑龙江‘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很好，建议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认真读一读。我们已经有了关于精简机构方面的经验，再加上关于干部下放劳动方面的经验，对如何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认识就比较完整了。”“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
自此，“文化大革命”中又一颗耀眼的“新星”出现在世人面前。
五七干校产生的现实原因
五七干校的产生，不仅是“文化大革命”一些基本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解决诸多重要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
尽管在报刊宣传中五七干校的成立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它的成立首先是满足大量精简干部的迫切需要。1968年下半年，“全国山河一片红”，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建立，“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毛泽东提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据此，各级革委会成立伊始，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裁并和人员精简。例如，1968年初，河北省革委会把原省委、省政府全套机构精简为办事组、秘书组、保卫组、政治部、生产指挥部等五个组（部），工作人员仅为80人。同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报道，肯定该县革委会把机构压缩为政工组、生产组、保卫组、办事组四个组，把办公人员由原来的近百人减少到30人。《人民日报》编者按中指出，“实行精兵简政，是一场尖锐的、深刻的阶级斗争”，再次对精简加温。1969年7月，中央、国家机关的一个精简方案中提出，国务院所属62个部门拟合并为21个单位，下放的行政人员计21万人。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竟然是使多数机关干部成为多余人员。
当时之所以下放那么多干部，一方面是精简使原有机关容不下多少人，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则是许多人已经失去进入新生政权的资格。经过“文化大革命”前期激烈的揭发、批判、斗争、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和反复审查，上层建筑各部门许多人都难免戴上了诸如“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坏分子”、有“历史问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类的帽子。按惯例，这些人是必须下放劳动接受改造的。再加上派性争斗的失势者及动乱中大量的挟嫌报私之类行为，精简下放的队伍更加庞大。
如此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必然要求空前规模的干部下放——不管它以什么名目和形式出现——与之相配套。当时比较普遍采取边精简、边撤并、边下放的办法。有的是让他们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农村或基层进行各种运动；有少数人被派到基层充实领导；有的采取举办五七干校的做法；多数人分批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
1969年初，某省革委会开始把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接受“再教育”。到当年10月25日，全省机关、厂矿、财贸、卫生和其他事业单位共下放3万余人，其中到五七干校的有1.3万人，到农村插队劳动或蹲点劳动（以劳动为主，结合搞调查）约1.5万人；下放当工人的约有3000余人；结合劳动搞斗、批、改的近千人。此外还有百余人去当售货员和赤脚医生。某省一专区直属机关及各县直、社直机关，总共下放干部1.5万余人，其中到农村插队落户的1万余人，办五七干校的5000多人。
五七干校的创办及在短期内大范围普及，还有更为广阔的背景。从1968年下半年起，为安置大学停办、中学停课却又无法在城市就业的数百万中学生，各地均已开始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大、中城市又开始动员城镇居民“到农业第一线去”。此外，1969年，由于苏联军队接连在中苏边境挑起流血事件，全国立即展开全面的战备动员工作，大中城市开始大规模地疏散人员。这几方面的因素汇集起来，使中国顿时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城市人口向农村流动的高潮。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全国性的大背景下，各地的干部下放显得十分紧迫和仓促。
正是因为满足了这样一种安置干部的迫切需要，同时也符合干部下放劳动的传统，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得到高度肯定和普遍重视，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10月5日，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发表后，按照惯例，全国各地纷纷敲锣打鼓，连夜上街游行、集会，张贴热烈欢呼和表态的大字报。各省革委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制定落实计划，坚决贯彻执行。黑龙江省召开数万人的誓师大会，宣布全省县以上革委会都要有自己的五七干校。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大批人员赴柳河参观学习、取经。到1970年9月，全国来参观的已达1300多个单位，1.8万人次。从1968年10月起，全国出现一个兴办五七干校的高潮。截止到1969年底，河北全省共办五七干校100多所，其中省直5所，下放到干校参加劳动的干部4.983万人，其中省直1.2万人。
在这种热烈的场面后面，有许多无法言明的辛酸和苦涩。五七干校成立之初所接收的学员，大多属于安排性质，其任务就是“下放劳动”。其中，又有许多人属于“有问题”的、待审查的及难于往其他地方安排的人员。1968年9月在北京郊区房山县举办的人民日报社五七干校中，学员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干部，其任务是通过参加体力劳动改造思想，“斗私批修”；另一类是有问题的人（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右派等等），“主要是交代问题、罪行，接受审查”，参加劳动。1969年7月，黑龙江省主管五七干校的部门在一份报告中承认，原省直机关存在“甩包袱”思想，把大量老弱病残和“有严重问题的人送到干校”。第一批“五七战士”并不奢望与那些仍然留在各级革委会中的在职干部攀比，他们最为关心的只是“下放干部还算不算国家干部？”“在五七干校有没有毕业时间？”
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的理论
五七干校的产生，符合新中国成立后干部下放劳动的传统，同毛泽东突出强调通过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密不可分。
20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各国，根据时代与国情等各方面的条件，都选择了国家主导型的赶超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政府靠计划调控一切，国家行政权力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格外突出。这种体制在努力完成赶超战略的同时，也造成了权力高度集中和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张，以及由此派生的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这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发展的代价。社会主义各国的执政党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同它展开了长期的斗争，结果都不理想。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领导人中，恐怕没有谁像毛泽东那样高度重视执政后的共产党要密切联系群众，那样激烈、持久、不妥协地反对国家机关和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官僚化倾向，以防止党政机关干部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