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八国联军与都统衙门
作者：周利成
机 构 设 立
战争把天津城变成了一片废墟，银行里的银子被抢光，店铺里的货物被劫掠，有钱人也纷纷弃城逃命。联军侵占天津的第二天，俄国司令官、海军中将阿尔列克耶夫召集各国指挥官在俄国司令部（白俄富商巴图也夫的寓所）开会，确定成立“天津城临时政府”。因当时侵入天津的各国军队中俄国兵力最强，指挥官级别最高，故俄国想建立一个由其执掌的委员会，然当即遭到英、日、德三国的反对。经讨价还价，7月18日，各国达成妥协方案，由当时派兵最多的俄、英、日三国各委派一名拥有同等权力的军官担任总督或委员，组成临时政府，政府管理部门分别由各国派员负责。7月30日，临时政府“总督衙门”成立。8 月14日改称“都统衙门”，由俄国的沃嘎尔上校、英国的鲍尔中校和日本的青木宣纯中佐担任委员。
尽管这一方案获得通过，但德、法指挥官同时声明，这一机构只是暂时的，他们保留委派临时政府成员的权力。10月，德国元帅瓦德西抵津后，立即提出要派一名德国委员加入临时政府。11月14日，经各国司令官任命、联军司令官会议通过，德国的法根海少校、法国的阿拉伯西中校、美国的福脱少校正式成为委员会委员，临时政府成员遂增加到６名。但刚过10天，意大利在华军队最高司令官、海军上将坎迪亚又提出，意大利也理应派代表参加委员会。1901年4月，卡萨诺瓦成为意大利的委员。此后，奥司令官也提出派代表的要求，但由于奥在华军事力量有限而遭拒绝。这样就形成了除奥匈帝国外其他7国各占一席的格局。1901年5月10日，美国宣布退出后，临时政府就一直由6名委员组成。
权 力 扩 张
都统衙门设有巡捕局、卫生局、库务局、司法局、公共工程局及总秘书处和中文秘书处。各机关长官除巡捕局局长是一名英国军官外，其他均为久居中国、能讲一口流利汉语的“中国通”，如秘书长为美国驻华大使田贝之子、曾在津经商多年的田夏礼，中文秘书长是李鸿章的幕僚、曾创办北洋大学堂并任教习的丁家立，公共工程局长是19世纪80年代就在天津英租界从事公用事业的丹麦工程师林德等。
都统衙门最初的管辖范围是天津城内及城外直到土围子一带的地方，但不包括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的四个租界，也不包括兵工厂、营盘、铁路、电报以及其他早已被联军占领的军事设备在内。到1901年2月，整个天津县以及宁河县所属新河以南地区，东至渤海边，西到天津城以西大约25公里处，均被纳入其管辖范围，并将整个辖区划分为城厢区、城北区、城南区、军粮城区、塘沽区五个行政区。这可以说是天津最早出现的城市行政区体制。
都统衙门实行委员会“集权制”，集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于一身。联军司令官会议通过的《天津行政条例》规定：委员会有权制定和公布具有法律效用的各种条例，有施行治安管理的权力和司法权力，有权向中国人征税，有权支配中国政府的财产及没收和出售中国人的私人财产。委员会拥有裁判权，设置法庭，并有自己的一套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对华人有权判处流放直至死刑，有权罚款或没收财产；而对外国人则要依照治外法权，只可使用警察的逮捕权而无权审判，被控犯罪的外国人需交其所属国的军事部门或领事馆审理。
拆城墙，毁炮台
联军占领天津后，为巩固其统治，他们一方面疯狂镇压义和团，先后将数十名团民杀害，并将一度支持义和团的候补道台谭文焕处决后的首级悬于北门示众；一方面拆除城墙、炮台、营房等设施。
由于租界处于城墙上守军的有效射程之内，且城墙脚下破烂茅屋成堆，易滋生病菌的池塘成群，1900年11月，都统衙门首先提出了拆除天津城墙的意见，并很快得到瓦德西等联军司令官的同意。12月，工程局首先从西侧开始试拆。但天津的老百姓认为，拆除城墙是一种野蛮的不文明的破坏行为，城墙被侵略者拆除，无疑是对民族尊严的羞辱。因此，天津的绅商领袖代表到都统衙门请愿，要求“请让我们免于遭受居住在没有城墙的城里的耻辱”。侵略军对此置之不理。1901年1月21日，都统衙门发布拆除城墙的告谕，工程分别承包给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临时政府提供1万银元和1万袋大米作为工程报酬，拆墙的所有整砖归承包商，碎砖和地皮归政府。这样，天津成为中国第一座拆除城墙的城市。
早在19世纪80年代，天津就开始在老城区修筑新式道路和对旧式道路进行改造，而老城区交通改造的最大障碍就是城墙。城墙被拆除后，沿城墙基址修建了4条马路，成为老城区的交通干道，使天津道路系统开始发生根本变革，市民们也感到了交通的便利，于是以矛盾的心态接受了这一事实。
在海河沿岸，从大沽口到天津城，分布着多处炮台，是清政府军事防御的主要设施。拆除城墙后，这些炮台自然成了联军摧毁的对象。1901年9月25日，他们首先将直接控制老龙头火车站和紫竹林租界的黑炮台拆除，后又陆续将北塘的６个炮台、山海关的4个炮台、大沽的7个炮台以及芦台的一些炮台拆除，并拆毁了中营、前营、后营和新河的兵营，清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军事防御设施就这样消失了。
寿 终 正 寝
1901年9月，清政府与英、法、俄、日、意、德、美、奥、西、荷、比11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根据条约，列强除获得近10亿两白银（加上利息）的赔款外，还得到许多权益。条约签订后，统治天津的都统衙门理应迅速撤销，把政权移交中国政府，但列强却一再拖延，并设法延长其寿命。1902年1月5日，都统衙门仍派代表到北京会见德国公使，策划疏浚大沽口工程，以便于日后更好地进行经济掠夺。
由于各列强有独立的辖区，享有绝对独立的权力，为了各自利益勾心斗角，互不相让，除常常不服从都统衙门管理外，还不断向都统衙门提出一些非分要求，故都统衙门与各国司令官和领事之间时常发生矛盾，最后不得不提交各国司令官会议或领事裁夺，有的甚至还要提交各国政府处理。
面对都统衙门的军事统治和经济掠夺，天津人民及义和团余部一直坚持斗争，抗击侵略者。如天津东局子火药库被炸毁，都统衙门被烧，一支日本军队在南郊高家村一带遭到义和团的伏击，等等。正是天津人民坚持不懈的斗争，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都统衙门的终结。正如德璀琳所说：“如果不让中国当局赶紧回来，恐怕更有大乱，而贸易更难恢复。”
在内外交困中，都统衙门不得不移交政权，但仍提出不许中国军队驻扎天津四周10公里以内区域等14条苛刻条件。在得到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满意答复后，于1902年8月15日将天津政权正式移交给袁世凯。至此，统治天津长达两年之久的都统衙门寿终正寝。
（责任编辑 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