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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江西马家洲集中营
作者：刘勉钰 吴继奇
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产物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策略的调整，蒋介石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国民党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秘密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加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两个特务机构，秘密进行反共活动。
马家洲集中营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设立的。1939年3月南昌沦陷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省政府迁移至泰和县。时任省主席的熊式辉，可谓执行蒋介石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的急先锋。他经过缜密策划，在泰和主持成立了 “江西省特种工作委员会”，专事反共活动。特委会由熊式辉挂帅，成员包括省党政军警头目，下设“江西省特种工作办事处”，直属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省主席指挥。特办处主任为冯琦，庄祖方任总干事。冯琦即徐锡根，中共大叛徒，是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叛变后任国民党中统局专员。庄祖方又名庄尚之，曾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叛变后任中统局驻赣专员、江西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特办处的人员由省党部调查统计室、情报总站和省保安处第四科组成，其中也不乏中共叛徒。全省各专区都设有特办处的督导员，在各县设有特种科员，另有特种工作行动队，形成了一张自上而下的严密特务网，专门从事秘密的反共活动。
1940年5月，江西国民党当局在赣州、泰和、吉安秘密逮捕了从事抗日宣传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70多人，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左倾文化人案”。冯琦以特办处名义，报经熊式辉批准，在泰和县西南13公里处的马家洲乡松山村，利用一栋祠堂和三栋民房，修建了一所秘密监狱，对政治犯进行关押管制、刑讯逼供，极力进行所谓的“感化自首”活动。为了掩人耳目，美其名曰“江西省青年留训所”。监狱四周高墙林立，内层还筑有竹篱笆。监狱里边有大、小禁闭室，男女分开。大禁闭室关押一般人员，小禁闭室关押重要人犯，还有重禁闭室。各禁闭室都有特务看守。集中营戒备森严，除有省警察总队的一个分队专门警卫外，周围驻有省情报总站、省保安司令部和保安团。万一有事，可以互相策应。
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顽固派在江西反共活动更加猖獗。他们制造了吉赣泰事变、新淦事变、丰城事变，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把他们投进马家洲集中营。由于中共党内有叛徒，江西的几个特委，以致省委相继遭到破坏，省委书记谢育才和一批重要干部被捕，关入马家洲集中营。敌特顺藤摸瓜，引发了“南委事件”，逮捕了南方局委员、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中共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南委宣传部长涂振农（后叛变）等，均关入马家洲集中营。到1941年初，马家洲集中营的政治犯近200人，特务、管理人员达六七十人之多。6年间，马家洲集中营先后关押了中共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400多人。
一座残酷迫害革命者的魔窟
马家洲集中营不同于普通监狱只对犯人拘押管制，而是仿照陈立夫、陈果夫的苏州反省院的办法，对被捕者采取软硬兼施的毒辣手段，实行“政治训练”和酷刑逼迫双管齐下。
集中营对被捕的中共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首先进行人格上的侮辱和生活上的虐待。被捕者入狱时，就受到凌辱，被检查搜身，拿走随身带的财物，有些人还被蒙着眼睛关进牢房。他们住的是又暗、又窄、又潮湿的囚室，夏天没有蚊帐，任凭蚊虫叮咬，冬天只有薄薄的破旧毯子，挡不住寒气的侵袭。他们穿的是国民党的破旧军装，发了棉袄便不给单衣，热天把棉衣拆了当单衣穿。他们吃的是粗劣饭菜，甚至用水都要受到严格控制。许多难友得了皮肤病、胃病、肝病、肺痨、贫血、手脚浮肿病，而且得不到治疗，有的就被活活地折磨死了。有的一家三代六口人通通被关在这里，真是惨无人道。有几个临产的孕妇也被关了进去，生下孩子以后，母子受冻挨饿，奄奄一息，令人惨不忍睹。
集中营制定了一整套“监规”和“条例”，强令被捕者遵守。它规定被捕者一入狱，就要填写各种表格，由所长或负责人“个别谈话”，表示“关心”，伪装同情，引诱交代问题和坦白自首。为了使他们能信仰“三民主义”，愿意为“安内攘外”“抗战建国”而奋斗，集中营依“政治犯”的文化程度编为高、中、低三个班，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学习”和“训练”。它规定被捕者必须阅读《三民主义》、《总裁言论》、陈立夫的《唯生论》和国民党的党刊，听特务在纪念周训话和各种反共宣传，写“心得体会”并贴在墙报上。集中营内贴了许多“回头是岸”、“改造自新”一类的标语、口号。为了分化犯人，特务强令被捕者中的“优秀分子”，搞现身说法，介绍“思想转变”的经验，借以引诱被捕人员交代问题。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特务认为思想转变较好、“案情已告解决”者，经所长同意和所里负责人讨论，可结案上报特办处审批。获准后，取保开释，并要填写各式各样的表格，再到指定的国民党党部报到，接受两年考察。其罪恶目的是防止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出狱后，继续找党干革命，也防止共产党容纳这些人继续革命。
而对案情重要而不转变的人，则关重禁闭，戴手镣脚铐，甚至严刑拷打，对敢于反抗、坚持斗争的“害群之马”，则予以残酷杀害。他们对不屈服的政治犯，经常使用各种各样的非人手段，实行刑讯逼供，如电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扁担打屁股、竹签刺指甲、打地雷公、踩竹杠、钢针刺乳房等等。不少人在狱中挨过打、受过刑，有的甚至被重刑拷打致死；有的被当做特种科员训练班练习杀人活靶子；有的半夜被拉出去秘密枪杀。
中共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和残酷迫害，马家洲集中营里的中共党人和革命志士怀着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抗日救国的无限忠诚，同国民党特务进行了英勇不屈、可歌可泣的斗争。
狱中斗争的中心内容，是反饥饿、反迫害、反自新。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一是利用放风、上厕所等各种机会传递纸条，互相鼓励；二是集体静坐，拒绝军训和上课，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三是反对“自新”，以“抗日无罪”反驳敌人；四是转化看守，让他们为我服务；五是组织越狱。1941年9月24日晚，中共赣县中心县委书记谭汤池和中共清江县支部书记胡宗澹，利用上厕所之机，卸下厕所门板做梯子，攀上高墙，纵身跳下，冲出了集中营。之后他们辗转到了湖南、桂林，在中共赣西南前委书记、特委宣传部长周易的领导下，会合其他因组织破坏而由赣至湘、桂的零散党员，组成中共临时支部。经赴重庆办事处汇报后，周易奉命赴延安，临时支部的其他同志分配至新四军五师或三五九旅，或留在当地隐蔽起来，准备新的斗争。
在马家洲集中营的斗争中，涌现了公认的四大英杰：廖承志、张文彬、吴大可、谢育才。
廖承志，广东惠阳县人，1908年生，系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与何香凝之子。1942年5月底，在广东乐昌因叛徒郭潜（原南委秘书长）告密被中统特务逮捕。军统特务为了争功，企图从中统手里将廖承志抢去。经蒋介石裁定，由中统将廖承志秘密押送进马家洲集中营。廖承志在狱中，对敌特嬉笑怒骂，及时识破了他们的苦肉计、美人计，敌特对他无可奈何。他还利用敌人给他准备的纸张笔墨，在囚室写诗绘画，勉励同志，鞭挞敌人。为了软化廖承志，特务请了一些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充当“说客”，劝他“转变立场”。冯琦、庄祖方每半月去“看”他一次，热情地称呼他“小廖先生”，问他身体、饮食情况。庄祖方对廖承志说：“小廖先生，你大号承志，应该继承先人遗志，转到国民党来共同奋斗才是。你到国民党来是大有前途的。”廖承志听后即怒声斥问：“你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死的！请你把我的骨头捡几根交给我娘好了。”冯琦同廖承志是老相识。他以“老朋友”的身份向廖承志索画，廖承志便画了一幅《枯树、饿鹰、恶犬》图，讽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犹如枯木朽株、日暮途穷，冯琦之类的国民党特务如鹰犬一样。廖承志说：“画得不好，给你作个纪念吧！”冯琦看过画后，十分尴尬。有一次，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曹浩森亲自找廖承志谈话，表示说：“你出去可以不办什么手续，只希望你不再搞共产党的活动，尽你的力量帮助政府做事。”廖承志当即回答：“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你们想干就把我干掉好了。”集中营头子施锦装得很“和蔼”，在生活上给予“关照”，伙食也较“优待”，以图软化他。但廖承志不为所动，在墙上画了一幅《黄鼠狼给鸡请安》的漫画。冯琦又采取“以毒攻毒”的方式，派大叛徒涂振农去“劝说”廖承志，被廖承志骂了一通：“你还有脸见人吗？还配和我说话吗？无耻！”弄得涂振农面红耳赤而去。后来，一个有正义感的看守在狱中难友的教育下，冒死带着廖承志的信函去找何香凝和周恩来。何香凝随即向蒋介石要人。1944年12月，中统奉蒋介石的命令，将廖承志移交给军统，囚于白公馆。1945年6月，中共七大把还在狱中的廖承志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46年1月，在中共中央的营救和宋庆龄、何香凝的干预下，廖承志和叶挺作为政治犯被释放。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3年6月因心脏病突发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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