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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法唐谈青藏铁路建设的决策
作者：王 蒲
曾长期在西藏工作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阴法唐获悉这一特大喜讯后，兴奋地说：“青藏铁路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团结路、富裕路、幸福路，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造福西藏各族人民的又一座不朽丰碑！建设青藏铁路也是我几十年的心愿，现在终于变成现实了，我感到非常激动和欣慰！”
作为“国字号”工程的青藏铁路，其决策、建设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许多人为青藏铁路能早日顺利开工建设、全线贯通，多方奔走、积极呼吁，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阴法唐就是其中之一。当我们欢庆青藏铁路建成通车的激动时刻，不应该忘记那些为青藏铁路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众多“幕后英雄”，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和不懈努力，才成就了这一承载中华民族宏愿的光辉工程！
怀着崇敬的心情，我走进阴法唐的家，请他介绍青藏铁路决策过程中鲜为人知的一些情况。他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并娓娓道来他所知道的一切：
我1922年出生于山东肥城，1938年参加革命，1950年随所在的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第一批进藏，任第五十二师副政委；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连续十年任中共西藏江孜地委书记；1959年任某平叛部队第一政委，参与指挥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1962年参加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任第四一九部队政委；1963年起任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于1971年调出西藏，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1980年奉命第二次进藏，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兼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85年第二次调出西藏，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员；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我在西藏前后工作了27年，可以说修建青藏铁路一直是我心中盼望已久的心愿，自己也为此积极努力，多方呼吁，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早在1978年，鉴于国力难以承受几十亿元的建设费用，加上高寒缺氧、多年冻土等难题没有解决，铁道部、铁道兵部开会论证、分析认为，修建青藏铁路的难度较大，建议青藏线停修，选择修建海拔较低的滇藏铁路，并形成书面报告。铁道部部长段君毅、铁道兵司令员陈再道、铁道兵政治委员吕正操等领导同志都赞成修滇藏铁路。铁道部的报告上报给中央后，邓小平也同意修滇藏线，放弃青藏线，华国锋、叶剑英等其他中央领导也都赞同铁道部的意见。与此同时，四川省委、省政府也派工作组进行勘探、论证，想修川藏铁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此还有专门的报道。我想，当时之所以没有选择青藏线，主要是因为走青藏线在当时来看难度大、成本高。
1980年初春，经中央通盘考虑，让我回西藏自治区任党委第一书记，我就有了更多直接关注青藏铁路建设的机会。1981年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就西藏的各项工作作了专题发言，这个发言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就涉及到青藏铁路的修建问题。我较详细地阐述了修建青藏铁路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重要意义，建议中央把修建由内地通往西藏的铁路列入国家“六五”、“七五”计划。在听完我的发言后，胡耀邦、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表示，同意我关于修建青藏铁路的看法和建议。
1982年12月9日，我来北京参加会议，和巴桑（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一起向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写报告，提出加快修建青藏铁路的建议与措施，并设想青藏铁路可从南北两路一齐动工，预计1990年或者稍后一些时间可以修通。这一建议得到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赞许。不久，中央将此报告批给了铁道部部长陈璞如。1983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陈璞如部长找到我，共同探讨青藏铁路建设问题。他表示，只要青藏铁路在国家计委立了项，铁道部自己就能修，用不着西藏地方政府修。他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永久冻土问题，希望我能帮助他们做做一些同志的工作。我当时很爽快地答应了，并说西藏可以做你们的坚强后盾，我们可以向中央进言。随后，我就请新华社记者写了一篇修建青藏铁路的建议，并发了内参，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
1983年夏，我到北戴河向正在那休假的邓小平汇报工作，小平同志对西藏修建铁路特别关心，主动问起进藏铁路的有关情况，这些细节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他问：“你是‘老西藏’，你觉得进藏铁路走哪里好？”我成竹在胸地回答：“还是走青藏线好。”小平同志接着问：“走青藏线，盐湖问题怎么办？”我说：“铁路修到格尔木了，盐湖已经过去了。”小平同志又问：“还有什么问题？”我如实地回答：“主要是冻土问题，不过专家认为可以解决，问题不大。”小平同志还问：“从青海格尔木到西藏拉萨有多远，要多少钱？”我迅即回答道：“从格尔木到拉萨有1100多公里，我们西藏与国家计委预算过，原来说需要28个亿，现在看可能要三四十个亿。”小平同志扳着指头算了算，说：“用不了这么多，30来个亿就足够了。”我说：“现在物价都涨了，费用要高一些。但是，西藏群众迫切希望青藏铁路能够早日上马。”小平同志沉思一会儿说：“看来还是修青藏铁路好啊！”
1984年2月，中央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我在会上又一次提出青藏铁路上马的问题，指出，只有把铁路修通，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西藏交通运输的落后状况，请国家能够尽早安排。但因种种原因，青藏铁路的修建再一次被搁置。
1985年7月，根据组织安排，我第二次调出西藏，到解放军第二炮兵任副政治委员。我虽然离开了西藏，但仍尽自己所能关注和呼吁青藏铁路的建设问题。1990年，我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代表回西藏调查，调查报告的中心内容就是建议下决心修建青藏铁路。1994年7月15日，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前夕，我和时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的多杰才旦一起向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汇报工作时，又提到修青藏铁路的问题，建议中央将其列入2000年前的工作计划。两位领导听后很重视，指示铁道部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也就在几天后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江泽民总书记郑重提出，进藏铁路的论证和勘探工作要继续进行。听到这一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当时激动不已，觉得青藏铁路建设的历史性机遇来了。
2000年2月12日，我又专门写了《关于建议青藏铁路复工的情况报告》，上报中央、国务院，引起江泽民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同年4月，江泽民在听取“十五”期间大项目建设计划汇报时，没有听到建设青藏铁路的项目，感到很惊讶，随即指示铁道部要做好进藏铁路的相关准备工作。为此，铁道部先后派副部长蔡庆华、孙永福带队进藏进行实地考证。
2000年10月10日，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期间，西南组的热地等也提出建设青藏铁路的问题，请求中央尽快修建进藏铁路。11月10日，江泽民在铁道部的报告上作了长达3页的批示，指出，“应下决心尽快开工修建进藏铁路，这是我们进入新世纪应该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随后，傅志寰部长、孙永福副部长等铁道部相关领导亲自抓可行性论证。但是，就在相关部门紧锣密鼓地准备时，12月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不同意见的文章，重提滇藏线和青藏线之争。我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许中田打电话，说中央上青藏线已成定局，身为党的喉舌不要再有杂音。放下电话，我仍然不放心，担心媒体再起争论，将青藏铁路的建设搅黄了。于是，我又写信给丁关根，呼吁在修建青藏铁路的方案已经定下来时，媒体不要再出现杂声，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影响中央的决心。
2001年6月，在中央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期间，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对修建青藏铁路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我被邀请参加这次盛会，并再次向中央提出修建青藏铁路要达到三个目标，即快（尽快修）、好（质量好）、续（修延续线）。中央领导非常赞同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及我提出的建议。
经过充分准备，2001年2月，国务院将青藏铁路批准立项。6月29日，令人欣喜的日子终于到来了，青藏铁路正式开工。此时此刻，我很感慨，自己20多年的愿望终于快要实现了，这是何等的快意！2004年国庆节期间，我和夫人、两个女儿重回西藏，亲眼目睹了青藏铁路建设的火热场面。此情此景让我十分自豪。在实地考察、详细咨询铁路专家后，我再次向中央提出建议，将青藏铁路的通车时间从2007年提前到2006年，这项建议又被中央采纳了。
五年来，青藏铁路建设者们同甘共苦，众志成城，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勘测、设计和施工，通过不断科技攻关，克服了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等三大世界性难题，创造了世界奇迹，实现了青藏铁路的提前通车。阴法唐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兴地说：“青藏铁路是我几十年的梦想，现在梦圆了，我要坐火车回西藏！”2006年7月4日，他携家人踏上北京至拉萨的列车，了却了几十年的心愿！
(责任编辑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