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中国与突尼斯建交的前前后后
作者：谢邦定
中突正式建交
20世纪60年代初，为增进同非洲友好国家的相互了解，加强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政府决定派周恩来总理出访非洲。
1963年12月13日下午，周总理一行乘坐租用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波罗的海”号专机离开昆明，开始了非洲之行。陪同周总理出访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
此时，突尼斯领导人也正密切关注着周总理在邻国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的访问。他们仔细研读有关访问的报告和材料，得出结论：中国是非洲国家的朋友，其任何国际重大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中国，刚刚赢得独立的突尼斯更需要这样的朋友。于是，突尼斯政府试探了同中国建交的可能性。12月26日，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迈斯蒂里奉本国政府之命，向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转交了布尔吉巴总统对周总理访问突尼斯的正式邀请。正在阿尔及利亚访问的周总理和陈毅外长当晚接到邀请都十分高兴。两人经过深思熟虑，27日晨在离开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赴摩洛哥访问前，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布尔吉巴决定正式邀请我们访问突尼斯两天，并愿在我们离开阿尔及利亚前，由两国驻阿尔及利亚使馆商定马上公布一个新闻公报，公报中提到访问期间会谈后双方将发表联合公报，公报中要特别宣布中突建立外交关系问题。我们已答复同意这一做法并接受布的邀请。在访问阿尔巴尼亚后访问加纳前，到突尼斯访问两天。”中共中央迅速回电同意周总理的建议。
1964年1月9日上午11时35分，周总理一行，飞抵地中海南岸的突尼斯。在突尼斯迦太基国际机场，他们受到隆重欢迎。下午5时，周总理前往迦太基宫会见布尔吉巴总统。布尔吉巴满头白发，背显微驼；周总理身材挺直，黑发中少有银丝。布尔吉巴询问周总理年龄。周总理说，马上就66岁了。布尔吉巴说，怎么比我还大一岁呀！在随后的交谈中，布尔吉巴得知周总理40年前就进行反帝斗争、北伐革命，连声说：“你是老战士，老战士。”
为增进两国间的相互了解，探询对方对敏感问题的看法，中方建议由周总理同布尔吉巴进行单独会谈。
周总理在1月9日下午的会谈中，提出在国际会议上要努力寻找共同点的问题。他说：“不论什么国际会议，只要能找到共同点就有意义。亚非国家有共同目标，这就是摆脱殖民主义强加给我们的落后状态，实现经济发展，促进友谊。不论各国属于什么制度，只要这个制度是人民自己选择的，亚非各国之间就一定能找到共同点。”布尔吉巴对此有疑义。他说，单有“共同目标”还不够，因为不同的方法也可以使人们相互间“产生距离”。周总理解释说：“我们的目标相同，但使用的方法不一定相同。”因为“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情况。各国领导人根据国内的具体实践和人民的要求确定自己的方法。某一种方法也许在一国内适用，而在另一国就不适用。但是大家可以有一致的目标，可以接近和了解，相互介绍自己的使用方法，也可以相互吸取好的经验。不同的方法可以相互尊重，也可以相互影响”。周总理赞成布尔吉巴关于各国领导人应“加强相互接触”的意见，强调在接触中，“基本的原则是要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不要强加于人，不要干涉别人内政，更不要侵犯别人。这样，才能在国家间达到真正平等友好的关系，而不像殖民主义时代大国压迫小国，强国欺压弱国”。
随后，布尔吉巴直言不讳地提出，周总理在非洲国家和阿尔巴尼亚访问时，对美国的态度不同，“使人们感到你们不严肃”。周总理立刻解释说：“谢谢您把这种想法告诉我，但是我也要直率地回答您”，“中国的政策是一贯的，我们出国访问，也从未在态度上表现两样”。“美国历来敌视中国”，并“动用全国的力量和宣传机器，污蔑、敌视和攻击中国”。“您要是处在中国的境地，恐怕也不得不采取中国现在对美国的政策。”但是，“我们这次到非洲是为了寻求友谊与合作”。“为了不使我们访问的非洲国家为难，我们在联合公报中没有强调反对美国。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会谈中没有把美国敌视中国的情况告诉非洲的朋友们。我们在会谈中都讲得很清楚。”“阿尔巴尼亚是受美国欺压的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对阿尔巴尼亚并不造成任何困难。所以我在那里更多强调反美，就好像我在北京时强调反美一样。”
当晚，布尔吉巴在为周总理举行的宴会上又把不同意见公开提出来。周总理不回避布尔吉巴提出的问题，但采取了化解矛盾的做法。他在致词中即席增加了一段精彩的话：“不错，诚如阁下所说，我们两国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我们总是可以增进相互了解，求同存异，并且为我们共同目标而加强努力的。”“在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突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的。”这席话如徐徐春风，令主宾双方心头之虑顿失，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
1月10日上午，周总理同布尔吉巴继续单独会谈。布尔吉巴提出：“如果你们能和美国寻求一点缓和”，“而不是总认为美国要对你们进行战争，这样就可以有利于东南亚局势的缓和”。周总理回答说：“问题很简单，是美国挑起对我们的敌视，美国坚持不承认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扶植蒋介石，占领台湾。我们一直避免引起和美国的冲突，主张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争端。我们没有核武器，更谈不上使用核武器，可是核大国一直用核武器对我们进行威胁。”“我们在华沙中美会谈时建议过中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但是美国不干。”随后，他以和缓的口气说：“我们这次访非是为了寻求友谊与合作，我们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愿意和突尼斯发展友好关系。”周总理完全体谅突方的误解和疑虑，总是以“求同存异”的精神给予有说服力的答复，终于使布尔吉巴折服。布尔吉巴总统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就在这一天，两国关系获得突破性进展，中国和突尼斯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两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中突关系曲折发展
1964年4月，在突尼斯首都贝尔维黛公园对面小山上建起了中国大使馆；5月，中国派出大使。然而，两国关系发展并不顺利，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外交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冲击。1967年5月至8月，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先后同已经建立外交关系的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十几个国家发生外交纠纷，其中也包括突尼斯。1967年9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关闭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召回全体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两国关系进入短暂冻结时期。
这种局面是中突两国政府和人民都不愿看到的。为维护和发展来之不易的外交大局，已古稀之年的周总理殚精竭虑，力挽狂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使中国同绝大多数国家恢复了友好关系或正常往来，为进一步打开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71年5月9日，周总理在百忙中专门抽出时间会见应邀来中国参加巴勒斯坦国际周活动的15位阿拉伯国家的新闻工作者，突尼斯有影响的民营报纸《晨报》、《时报》总编辑达马克也在其中。对于当时的情形达马克回忆说，周总理接见他们时看了看名单，问记者中有无突尼斯代表，是哪一位。达马克立即起立答应。周总理向他询问了布尔吉巴总统健康的情况，并请达马克转达他对布尔吉巴总统的问候。达马克以新闻记者特有的敏感，立即意识到这是中国政府发出的重要信号，当即给突尼斯外交部发电报告。他回国后，突尼斯外交部部长马斯穆迪请达马克到他家做客，在详细听取汇报后向布尔吉巴总统作了汇报，并要达马克在布尔吉巴总统作出决定前不对外作任何报道。布尔吉巴总统听取汇报后十分高兴，要求一个星期后就恢复突中两国正常外交关系。同年10月8日，中国政府宣布，恢复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工作，并派出大使。
从20世纪70年代起，两国在双边关系和一些国际问题上共同语言增多。周总理为贯彻落实1964年访非时提出的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研究了突尼斯北方水利建设的实际需要和中国经济、技术的能力，决定利用中国长期无息经援贷款，通过两国合作，帮助突尼斯建设麦杰尔达崩角水渠工程，实现突尼斯人民长期以来“西水东调”的愿望。1972年8月，马斯穆迪外长率突尼斯政府代表团访华，中突两国政府签订了第一个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政府于1972年和1977年先后向突尼斯政府提供了两笔贷款，总额为1.1亿人民币，全部用于帮助建设麦—崩水渠工程。这一工程得到中国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高度重视，全国183个单位先后选派了1302名优秀工程技术人员到突尼斯参与施工。他们和突尼斯的2600多名施工人员朝夕相处，苦乐与共，结成了深厚的兄弟情谊。我在突尼斯担任大使期间，突尼斯农业部长奥斯曼深有感触地对我说：“中国是随着麦崩水渠工程建设进入了突尼斯的历史的。”
1975年4月，突尼斯总理努伊拉率政府代表团访华时，周总理刚刚做了第三次大手术，身体虚弱，但仍坚持在医院会见努伊拉，并交谈了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今后发展，使努伊拉感动不已。1974年，布尔吉巴曾决定访华，后因健康原因未能成行。1981年，他派其夫人瓦西拉访华，进一步增进了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之后，两国交往逐渐增多。
周总理对突尼斯的访问和对中突两国关系的关心，给突尼斯的一些领导人和各界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突尼斯任大使四年期间，从中央到地方，从北方到南方，曾听到许多感人肺腑的佳话。一些突尼斯朋友，一直珍藏着周总理访突时赠送给他们的丝绸头巾、景泰蓝小花瓶、小盒子等中国传统工艺品，他们把这些当作传家珍宝。1987年，在我即将离开突尼斯回国前，突尼斯总理外交顾问谢利将周总理1964年访突时的一套珍贵照片赠送给我，这些照片见证了感人的历史情景。
（责任编辑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