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我的初恋
作者：朱锦翔
我的战友鹿鸣坤1929年出生于山东莱阳话河区滴子村；1943年参军，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政治指导员；194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到航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师第六团；1951年10月，他奉命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第三大队副大队长；1951年12月，在一次对敌空战中不幸牺牲。
我是1933年出生的，家乡在浙江台州；1950年加入共青团，后来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应征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空军文工团团员，先后担任飞行部队供应大队的见习会计、通讯队会计和师政治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文化教员；1954年转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学习；1958年毕业后，分配到兰州大学工作。退休前，是兰州大学新闻系副教授、教研室主任。退休后，定居上海。
朝鲜战争爆发，我们所在的部队接到参战任务。在誓师大会上，个个义愤填膺，写血书，表决心……我也在千人大会上发言，要求到前线参战。我被批准了，成了通讯队的唯一一名会计。
1951年下半年，我们师部从上海乘军列（大部分车厢是货车，只有两三节硬座车厢，是为优待我们女同志和首长专用的）前往东北，准备开赴前线。五六天后，到达目的地。在大部队出发前，部分飞行人员首先试航。这次试航，获得成功。
此时，我与鹿鸣坤已是公开合法的对象关系。
接到参战命令后的一个周日，他来宿舍看我，告诉我要去完成“试航”的任务，眉宇间充满自信和活力地说，按苏联专家的说法，这次试航成功，就是“半个飞行家”了。他是个很诙谐的人，还不拘小节，喜欢把“吊儿郎当”四个字加给自己。
我们见面时，他还是非常拘谨的。当他发现我胳膊上戴着手表（那时因飞行需要，飞行员人人有手表）时，颇为惊喜，想看看究竟是什么表，可就是不敢接触我的胳膊。我告诉他，要去前线，父亲担心，怕我回不来，特地让姐姐将这块表转交给我。
那个年代，我们最亲密的感情表达方式就是握手，今天回忆起来深感遗憾。我知道他身上有在陆军部队作战时留下的伤疤，可从未看到，更没有去抚摸过那伤疤。我们俩都是第一次接触异性，又是初恋，传统“男女授受不亲” 的观念很深。
我们在上海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程家桥高尔夫球场。当时，我们师部已搬出虹桥机场，住到了高尔夫球场（现为上海动物园）对面的几幢小洋楼里。
那天，他送给我一件令我特别喜爱的礼物：色如绿宝石的小号关勒铬金笔。我们坐在球场边的一块高地上，虽然是挨着坐的，可谁也没好意思往紧里靠。尽管他英姿勃勃，充满战斗激情，谈话总离不开战斗、赴朝参战的内容，可至今不能忘却的是，他的一句话让我伤了心。他说：“这次参战，也许成了英雄回来，也许牺牲了。”我主动请战到前方，更多的是出于好奇心和光荣感，根本没有想到把参战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我神情黯然地脱口而出：“怎么可能会牺牲呢？不会的，不会的。”他连忙笑着说：“我这是给你开玩笑，你就当真了。”
我从小崇拜英雄，喜欢当飞行员。部队参战期间，我不安心在师部当会计，一心想上前线。鹿鸣坤反复做我的思想工作。
后来，在我得知一些飞行员和一大队长牺牲的噩耗后，被战争的残酷震惊了。我后悔自己的错误想法，以后才不敢再提 “不安心、要上前线”的傻话了，而是从正面去鼓励他勇敢战斗。
当时，虽然领导和同志们说，抗美援朝回国就可结婚了，可我们俩从未提过“结婚”两个字。他知道我上海的大姐不允许我过早谈朋友，要我努力提高自己。
我和鹿鸣坤谈朋友的事，我的家人是在他牺牲后才知道的。
那个年代的飞行员，既不允许单独行动（和批准的女友谈对象例外），又不允许在外面吃饭。我俩没有在一起吃过饭，每次见面也从未超过三个小时。
这次分手，我们照样握手告别，都没有说过“我爱你”之类的话，可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永别。临别时，他只是说：“到了前线，我给你写信。”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师飞行部队驻扎在鸭绿江边的大孤山，随时准备接受空战任务。鹿鸣坤所在的六团，那时飞的是苏式战斗机米格—15。
在朝鲜前线，飞行人员伤亡很大。为此，上级决定我部调防，返回上海继续训练并担负保卫大上海领空的任务。
1951年12月，我随师部机关奉命先行撤回。没想到，回到上海不几天，就传来噩耗：在一次空战中，鹿鸣坤不幸牺牲了！
当时我们驻扎在大场机场。一天晚饭后，我去龙华机场看望留守处一大队政委的爱人。她对我谈起朝鲜前线我空二师的战事，并一一说出牺牲飞行员的名字。她讲述得很平和。久经部队生活的人，视战争、牺牲为很正常的事，而且她丈夫是政治委员，不会驾机，不可能有牺牲。可我却难免神情紧张，聚精会神地在倾听，在了解，不禁脱口而出：“不知道这几天战事怎么样？”这冷不防的问话，使她来不及思考，刚吞吞吐吐蹦出“三大队长——”几个字，就咽了回去。
“三大队长不就是鹿鸣坤吗？他怎么了？”我立刻预感到不祥之兆，眼泪夺眶而出。
这时，她慌忙变换口气，坚定地说：“他没有什么，你真是孩子……”
我说：“看你刚才说话的语气，他可能出问题了。”我还不敢说牺牲两个字，泪水依然抑制不住。
她继续安定我的情绪，不断地说：“真是个孩子，他好好的，你不相信，给他写信。他如果知道了你这孩子气，肯定要笑话你的。”
战争必然有牺牲，这对部队老同志来说是正常的，可我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啊！毕竟那年我才18岁，他也只有22岁。当隐约知道此事后，我既不相信这是真的，又克制不住悲伤，还不好意思在人前流泪，只好一个人哭，以至于不吃不喝在床上躺了三天。此后，部队领导急了，设法做我的思想工作，又派人将装在鹿鸣坤图囊（飞行员上天随身携带）里我的一张军人小照片转交给了我。
一晃，50 多年过去了。往事如烟，岁月茫茫。
我深感内疚、自责的是，过去没能和他的妈妈取得联系。究其原因，当时太年轻，怕羞，不好意思提及此事。
时至今日，总算过上了和平安定的生活，虽满头银丝，一想起鹿鸣坤来，我的心仍然不时地颤动：该去一次山东莱阳农村了，那里是他的故土。在他八十冥寿之前，我一定要去一次，用我的真心去慰藉我的战友、挚友鹿鸣坤的在天之灵。不然，我将永远于心不安。
以下几封书信，我已珍藏了半个多世纪。从信中可以看出，鹿鸣坤给我写信时，落款的署名有时是很随意的，但它们见证了我与鹿鸣坤纯洁而真挚的情感历程。
鸣崑[坤]同志：
昨天晚上回去，你定感到不高兴，因为我没有合你理想的答复。可是我也同样带来一颗不愉快的心境。回到宿舍里开始思想斗争了。
鸣崑[坤]同志，这短[段]时间斗争的决定，也可能使你失望。昨天晚上，我也很清楚的对你说过，目前，抗美援朝运动在这样高涨的声浪下，美机又时常来我东北领空扫射，将威胁着整个中国的安全，确实我再不忍坐视了。
虽然留在这儿同样是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但是我总认为亲自参战（当然供应大队不一定在前方）是更有价值，尤其参加国际战争，机会少有。同时，我早有这样一个念头去见识见识，也只有生活在不平凡的环境里，才能磨练出来，实在我太幼稚了，由于入伍时间不长，自己对政治认识还差得很。我也告诉了你，在供应大队犯了两次不算小的错误，所以也只有以今后实际工作的体验才能使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旧意识铲除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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