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１９６４年中法建交和美台交涉
作者：陈长伟
埃德加·富尔使华，中法建交谈判悄悄进行
国民党退台后一直努力争取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支持。当时，联邦德国正忙于战后重建，无多大影响力，英国由于其在香港的利益需要大陆照顾，不愿太接近台湾，法国成为国民党当局维持与欧洲国家“外交关系”的主要台柱子。法国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重要性在于：法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且不少非洲新独立的国家原系法国殖民地，这些国家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维护在联合国的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法国及这些国家成了国民党当局在国际上积极争取的对象。
20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总统戴高乐重新审视世界形势变化，正视新中国在东方崛起这一举世瞩目的事实，决心脱离美国羁绊，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63年秋，戴高乐派富有外交经验、熟悉中国情况的前总理埃德加·富尔来华，与中方领导人商谈建交事宜。10月22日，这位身负特殊使命的外交“密使”悄悄入住钓鱼台国宾馆，先后同周恩来、陈毅进行六次会谈，达成三项建交默契，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上，双方对建交具体步骤和“驱蒋”的方式采取了变通处理：不要求法国先宣布同台湾断交，而以内部默契这种匠心独运的方式处理法台关系问题——即采取中法双方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台断交的特殊方式。11月2日，毛泽东接见富尔，中法建交谈判圆满结束。第二天，《人民日报》特意于头版刊登毛泽东接见富尔的照片。
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对法国动机的试探和猜测
虽然富尔对外施放烟幕弹，宣称此次中国之行纯系私人访问，但美国中央情报局猜测到富尔必定是作为戴高乐的秘密使者而来，其访华使命超过一般性的试探范围。但是，美国人怎么也料想不到中法两国竟能如此迅速就达成如此“特殊的”建交协议。世人皆知，中共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是另一国必须断绝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关系，且早在1955年11月，周恩来会见法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耶时就特意表示，希望法国同中国建交采取完全建交方式，“中国承认一个法国，法国也只承认一个中国”。因此，富尔访华前一个月，中央情报局特别情报认为，“由于中共对‘两个中国’的强烈憎恨，法国除了某些外交姿态之外，不大可能采取有更富实质意义的行动”。10月24日，中央情报局提交给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的备忘录仍然坚持认为，“法国对北平所能采取的实际行动显然极为有限，戴高乐一方面得看华盛顿有什么反应，另一方面将视美国与南北越三角关系的形势相机行事”。但是，富尔在中国受到的重视程度很快就令美国国务院主要官员感到心里不踏实。于是，就在富尔即将返回法国的前一天，美国驻法大使查尔斯·波伦受命前往爱丽舍宫拜见戴高乐，试探性地询问戴高乐对共产党中国“有什么看法?”戴高乐回答说，他“目前”并没有打算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中国和法国将“迟早”建立某种关系。
对于戴高乐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的理解是：法国将迟早承认中国，但不是“现在”。但他无法肯定戴高乐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他等待有机会亲自向戴高乐进一步“请教”。11月24日，戴高乐赴华盛顿参加肯尼迪的葬礼，但是他同约翰逊总统只交谈了10分钟。在这次短促的会晤中两位总统是否交谈了中法建交问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戴高乐返回法国后，并没有改变中法建交的决心。11月29日，他在爱丽舍宫听取富尔汇报他中国之行的观感以及他同中国领导人的交谈情况，中法谈判达成的建交默契获得戴高乐的首肯。
虽然中央情报局低估了戴高乐改善对华关系的决心，但随着中法建交的准备工作戏剧般的展开，腊斯克的不安日益增加。12月16日，他借参加巴黎北约部长会议的时机，在美国驻法大使波伦等人陪同下，造访爱丽舍宫与戴高乐会谈。中法关系并非会谈主题，但会谈临近结束之时，腊斯克假装漫不经心地提起中共近期在东南亚等地区的“种种过激行为”，并意味深长地对戴高乐说：“我们很高兴获悉法国并无意承认中国，但是我们很有必要就此保持磋商。”戴高乐立即接过话茬发表长篇大论，阐述他对中国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的看法，腊斯克半天插不上话。最后，戴高乐明确表示，“西方国家要与中国建立关系，就必须牺牲台湾”。腊斯克已明白戴高乐的言外之意，他进一步试探戴高乐，既然法国考虑未来与中国建交，但是“究竟将选在何时与中国建交?”戴高乐回答说，这个需要依据国际形势发展才能决定，但是他向这位国务卿“保证”：法国在采取具体行动之前一定会通知美国。腊斯克料想大事不好，立即于当天下午向总统约翰逊发回密电，汇报与戴高乐的谈话内容。
比腊斯克更担心中法建交是蒋介石。富尔访华和此前中法的紧密接触，令蒋介石感到了本能的恐慌。为探听虚实，他于12月24日亲自写信给戴高乐，询问“法国是否将在北平建立贸易机构，或有意承认中共政权?”他希望戴高乐能看在昔日两人“友谊”的分上保持法台关系，但是戴高乐迟迟不回信。
戴高乐打开天窗说亮话
当中法建交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后，法国决定分别向台湾国民党当局和美国发出正式照会。1964年1月14日，戴高乐派遣前法国驻重庆大使潘考夫将军作为总统特使抵达台北，向蒋介石递交复信。戴高乐明确向蒋表示，法国不能再实行掩耳盗铃的政策，“世界的形势发展，促使法国不得不走上中法建交这条道路”。戴高乐这一决定对蒋介石而言不啻晴天霹雳，通过戴高乐坚定的言词，他明白法国与中共建交之意已决，再无更改之可能：于是蒋介石一面令台湾国民党当局驻法国“大使馆”立即向法国外交部递交“照会”，提出“非常强烈的抗议”，另一面致信戴高乐恳求其推迟这一决定，但法方不予置理。
1月15日，即潘考夫抵达台北的第二天，法国驻美大使阿尔芳也受命向约翰逊政府通报法国的决定。由于腊斯克刚好不在，阿尔芳向副国务卿哈里曼递交照会，他向哈里曼表示：法国内阁已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数周后发表建交公报，之后三个月内双方互换大使。阿尔芳还向美国转达戴高乐政府的两点意见：其一，中法建交后，法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关系将保持不变，除非国民党当局选择与法国“断交”。其次，法国暂不变更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但将保留在联大采取自由行动的权利。虽然法国提出这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