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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苏共二十一大追记
作者：阎明复 朱瑞真
苏共二十一大对“以苏联为首”问题的说明
1959年1月27日，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开幕，赫鲁晓夫作了《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宣布苏联已“进入一个新的极重要的发展时期——全面开展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时期”。同时他还把赶超美国的时间提前了两年。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既没有宣布取消“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也没有明确表示继续坚持这一提法，而只是对此作了委婉的说明。他首先指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党是平等的，在此基础上它们才建立起一种互相信任和自愿合作的关系。接着，赫鲁晓夫批驳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者散布的谎言。他说：“帝国主义思想家和跟着他们的调子喊的修正主义者，力图用一切方法破坏各国共产党日益增长的影响。他们散布谎言，硬说什么共产主义运动是‘莫斯科一手制造的’，还说什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是从属于苏联共产党的。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尤其卖力，他们企图证明，好像我们党力图建立对别的党的‘霸权’。”“修正主义者硬说，我们党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力图使其他党服从自己。”
然后，赫鲁晓夫进一步解释说：“必须着重指出，不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或者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是完全平等和自主的。实际上，苏联共产党没有领导任何其他的党。苏联也没有领导任何其他的国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什么‘上级’党和‘下级’党。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是平等的、自主的，都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和胜利负有责任。”至于我们党，它“40多年来，经过了伟大而艰巨的斗争和胜利的道路，终于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它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堡垒。我们对于各兄弟党承认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作用，表示衷心的感谢。”
赫鲁晓夫不指名批评中国
引起中共代表团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所谈的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等理论问题。他讲的那些话，我们听起来明显是针对中国的人民公社的 。例如，他在谈到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时说：“社会主义国家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是不能任意破坏或越过的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认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自己的最终目的。但是，社会不能够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那种‘平均共产主义’只能使积累起来的资金都被耗光，并使得经济的进一步顺利发展和扩大再生产成为不可能。”
赫鲁晓夫在谈到资产阶级法权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时说：某些科学工作者认为，“按劳分配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社会采用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则是从承认社会主义时期不可能平均分配这一点出发的。平均主义并不是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
再如，赫鲁晓夫在谈到集体农庄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问题时说：“所有制的形式不是可以任意改变的，而是在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发展的，它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集体农庄制度完全符合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需要。”
人们会问，为什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不指名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呢？若干年后，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在二十一大的报告中间接地谈到中国的公社问题是为了给苏联的干部“打预防针”，免得他们对中国盲目效仿，给苏联的经济和政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赫鲁晓夫写道：“我在苏共二十一大所作的报告……相当中肯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当时我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同意‘大跃进’。”赫鲁晓夫对周恩来在1957年1月莫斯科会谈中严厉批评苏共对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极为恼火，宣称周恩来给他“上大课”，始终耿耿于怀。这次，他在苏联党代表大会上当着周恩来的面侈谈社会主义共同规律，影射批评了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算是报了“一箭之仇”。
尤金作为苏联驻华大使，在二十一大上的发言不愿直接批评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又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一方面吹捧赫鲁晓夫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论点没有丝毫的乌托邦主义，另一方面影射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不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他说：“我们可毫不夸张地说，赫鲁晓夫同志在报告中关于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道路的论点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中的新篇章。他在这里严格遵循了列宁主义准则，在确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方面没有丝毫的乌托邦主义。”尤金的发言根本没有涉及中国，但读过尤金发言的人一定会联想到，中国正在广泛宣传的关于徐水等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和关于人民公社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的论点，是否是乌托邦主义？
违心的表态
针对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显表明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大政方针的否定态度，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成员研究后决定，对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定的向苏共二十一大的致词，肯定苏联建设成就和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的内容不再改动，但要有针对性地正面阐述国内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以及争取十五至二十年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
众所周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从批判“反冒进”开始的，周恩来被迫一再检讨。到1958年末，“大跃进”、全民炼钢、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造成严重的后果。全民大炼钢铁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几千万农民被抽调去炼钢铁，严重妨碍当年的秋收；而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大刮“共产风”，大搞“平均主义”，急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1958年冬毛泽东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表明，中共中央已经认识到并且开始纠正“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推动了纠“左”的进程。但是，周恩来1959年1月28日在苏共二十一大上的致词中，为了反驳赫鲁晓夫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抨击，不得不全面肯定那些已经开始纠正的“左”的错误。难怪有人说，这是周恩来少有的“违心的表态”。
周恩来在致词中说：“最近一年，中国出现了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工农业生产的跃进，促进了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又以新的力量推动着工农业生产的更大跃进。”
在致词中，他也充分肯定了苏联人民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的成就，肯定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堡垒作用。他在谈到苏联的建设成就时说，“自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苏联共产党所采取的一系列的重大措施，包括反对反党集团和巩固党的团结的斗争、工业建筑管理的改组、发展农业的积极措施、实行学校和生活相联系的国民教育改革，等等，使苏联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共产党的周围，并且更大地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苏联的工农业生产有了极大的发展，1958年钢产量达到5490万吨，粮食产量达到85亿普特。苏联的科学技术不断涌现新的奇迹，继三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之后，第一个宇宙火箭又上了天。这是人类开始征服宇宙空间的最豪迈的壮举，也是苏联人民对于整个人类的划时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