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周恩来与老舍
作者：金宝山
受到周恩来的鼓励与支持，老舍创作热情高涨，一发而不可收。继《方珍珠》、《龙须沟》、《西望长安》后，老舍在1958年又创作了话剧剧本《茶馆》。《茶馆》选取了四个有典型意义的历史时期——戊戌政变、辛亥革命、1927年大革命和解放战争作时代背景，昭示只有人民革命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当时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不断有人指责《茶馆》“缺少正面形象”，甚至批评说：“全剧有灰色感，表达的是怀旧感”，“没有揭示惊天动地的时代巨浪、人民革命战争的全貌”。有位领导同志在《茶馆》彩排时，也婉转地提出意见，认为“这部戏时代背景选得不够典型，应该写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阶段革命斗争的故事”。
周恩来看完《茶馆》彩排之后，召集导演、演员座谈。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让我写《茶馆》，我不会像老舍同志那样选择所描写的几个历史时期，而是选五四运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重大历史时期……我这点意见，你们千万不要忙着对老舍同志讲，要讲，还是我自己去讲，我怕你们去传达，说不清楚。”周恩来善解人意，很尊重人，从这里体现了出来。他的意见不强加于人，总是用平等的态度、商量的口吻同人说话。
尽管有上述个人的一点批评意见，周恩来总体上认为《茶馆》还是好的，所以又一次站出来公开为《茶馆》说话，为老舍撑腰。他严肃地说：“《茶馆》是一部非常好的话剧，尤其是第一幕，对广大青少年是一部很好的教科书，教他们知道了旧社会是多么的可怕！”他的话给予老舍极大的力量和鼓舞。
有了周恩来的支持，《茶馆》成功上演。老舍的底气更足了，他理直气壮地撰写了《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一文刊于报纸，进行了婉转的反批评，抵制了文艺战线上的“左”倾思潮。
《茶馆》是老舍创作的高峰，被翻译成12种外国语言，先后在许多国家演出，所到之处赞声鼎沸，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体贴入微，胜似亲人
周恩来关心老舍，表现在各个方面，让老舍夫妇感激涕零，终生难忘。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年已52岁的老舍仍穿着羊皮筒子，前去参加会议。细心的周恩来在会议休息时间问他：“春天开始暖和了，你怎么还穿着羊皮筒子？”老舍如实相告：“我住的房子是老北京的四合院，房间里都是方砖铺地，夜里又冷又湿，我的腰部已经受寒落下毛病，所以我还得穿羊皮筒子出门。”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会后，周恩来即让秘书给北京市委打电话，要他们设法改善老舍的居住条件，最好是在室内用木地板换掉方砖。两天后，北京市委有关工作人员到东城老舍住的丹柿小院观察，认为挖掉方砖不好铺地板，于是向总理办公室回了电话。周恩来还是放心不下，亲自拎起电话，对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领导同志说：“派人去了解一下，一定要解决老舍先生家铺地板的问题。”国务院事务机关管理局的两位同志立即赶到老舍家，发现他住的老四合院如果去掉方砖，再挖开地面浇水泥，可能会危及房屋的安全，于是当场和老舍商量，不挖掉已铺的地砖，而在方砖上加铺一层木地板，以抵御地下潮气和寒气的上侵。这个办法好，老舍连连点头。这个方案实施后，老舍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周恩来得知后，对这样的处理也很满意。
上世纪60年代初，著名妇科医生林巧稚主刀，为邓颖超成功地做了一次手术。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北京西四南缸瓦市附近一家新开的小饭馆宴请林巧稚和她的几位助手，同时请来老舍夫妇作陪。
出发前，胡絜青和老舍商量：带一件小礼品送给总理和邓大姐。送什么好呢？送贵重的工艺美术品，周恩来夫妇肯定不收。胡絜青是画家，她拿出自己画的一把绢料团扇，扇面上画一朵大大的国色天香的牡丹花，形象鲜艳而高雅，老舍也觉得好看，挥毫在扇面上题了词：“昔在帝王家，今供万人赏。”在饭馆里，在座的主客们都对这把团扇有兴趣，轮流传看。周恩来边看边说：“画好，老舍先生的题词也好。昔日唐代皇帝武则天最喜爱牡丹，将它从长安带到洛阳，供她观赏。以后有的朝代将牡丹定为国花，今天河南洛阳每年四月都举办牡丹节，让万人观赏这种‘花中之王’，说明时代不同了，人民也有了赏花的愉悦心情。”
没过几天，胡絜青收到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送来的一幅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合影照。这帧照片中周恩来和邓颖超面露笑容，并肩站立，邓颖超手持牡丹图案的团扇，显得格外喜悦。显然这是周恩来夫妇特意为这件小礼品而拍下来的照片，由此可见周恩来想得多么周到，多么善解人意。
有人问胡絜青：“你和老舍先生有没有请过周总理和邓大姐吃饭？”
胡絜青微微一笑：“也算有过一次吧。”
一天下午，周恩来来到老舍家，同他个别谈心，谈了整整4个小时。周恩来坦诚对老舍说：“你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进步的表现，我们欢迎。不过从社会影响来说，你还是做党外民主人士好，那样作用会更大。你是著名作家，但不是共产党员，在国内更能发挥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宋庆龄先生早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也是这样对她说的，她愉快地同意了，相信你也能理解我们的用心。”老舍完全同意，明确表态：“肝胆相照，知我者中国共产党也！我虽不入党，永远跟党走！”
谈话过了下午6时，到了晚餐时间。老舍抽身走出书房，悄悄对胡絜青说：“快吃晚饭了，我们要留总理吃饭。”平时老舍夫妇生活简朴，晚餐吃面条、喝粥，家里没什么好菜。那时没超市，上街买菜已经来不及了。胡絜青急得满头大汗，只好临时张罗出两样家常菜：摊鸡蛋、蒸鱼。周恩来看在眼里，笑呵呵地说：“你和小超一样，知识分子，不会做菜。”周恩来嘴里这么说，可吃得却津津有味。周恩来边吃边说：“吃到这样的菜已经很好了。当年我们长征，吃不饱，吃不好，有时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到了延安，那里仍然很艰苦，喝小米粥、啃玉米窝窝头是常事。艰苦奋斗，永远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
举一反三保护一批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一夜之间，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成了“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老舍是大作家，且从海外归来，自然是在劫难逃。
1966年7月10日，巴金在北京见到老舍，老舍对他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我刚才还看到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说到周恩来和陈毅的时候，他的声音里流露出极深的敬爱之情。巴金在1977年12月15日写的散文《最后的时刻》中记叙了上述一段文字，末尾写道：“这个声音今天还在我的心里激荡。”
谁料会见巴金后不久，老舍大祸临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天，北京市文联造反组织要召开批判大会。前两天，老舍匆匆去找茅盾，问：“明天的大会你参加不参加？”茅盾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轻轻地向老舍摇了摇手。书生气十足的老舍回到家里，征求老伴的意见，一本正经地说：“造反派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 胡絜青担心丈夫去开会挨批挨斗，斩钉截铁地答道：“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老舍一听来了火，瞪着两眼天真地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我真是牛鬼蛇神，不敢参加了，可我是北京文联主席，能不参加吗？”
次日上午，老舍若无其事地前去开会了。未料，他一到会场，主持批判大会的造反派头头就宣布老舍三条“罪状”：美国特务、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他还声嘶力竭地叫嚷：“老舍那里有大量美元，他不是美国特务是什么？”老舍哪里有美元存在美国银行？他感到莫名其妙，据理申辩：“我没有一分美金存在美国，我不是美国特务，我是周总理召回来的！”他正说着，突然冲上来几名造反派小将，将老舍双手反锁，揪他的头，让他坐“喷气式飞机”，勒令他“请罪”。老舍不服，与造反小将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造反小将们见他如此顽固，就拳打脚踢，直打得他遍体鳞伤。性格刚烈的老舍忍受不了这样的人格侮辱，愤慨万分。1966年8月24日清晨，他带着满身伤痕，气呼呼地离家出走。那天上午，造反派们到老舍家中要人，扬言要继续批斗老舍。他们到处搜查，甚至爬上房间顶棚去搜，不见人影，才悻悻退去。胡絜青预感到事态的严重，忽然想起一次老舍生病未告诉周恩来还遭到批评的事，就悄悄派孩子去国务院接待站向周恩来传递老舍失踪的消息。8月25日清晨，总理办公室给胡絜青打来电话，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不要着急，已经派人去找，一有消息，马上通知，请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