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关于北方左联的一份珍贵史料
作者：陈漱渝
“值得反思的倒是：什么力量和习惯势力致使鲁迅30年代的红色言行成了新的‘话语禁忌’？学术潮流涨落得如此之快倒更耐人寻味。禁忌也罢，时尚也罢，都难以遮住已经成为白纸黑字的记载，文化资本也罢，后现代历史观也好，想凭空抹掉已经深入历史的记忆恐怕也非易事。”
我不认识这位作者。据同期学报介绍，他叫郝庆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一位博士生，不足40岁。青年人有这样的看法，在我的接触范围中并不多见。他的思考不禁引起了我的思考，他的历史记忆也引起了我30年前的一段回忆。
记得1976年底，我刚刚调进鲁迅研究室，正在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情况，以及鲁迅跟北方左联的关系，并撰写了一篇介绍鲁迅1929年和1932年两次回北平探亲的史料，刊登于《南开学报》。我了解到，1930年3月，继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之后，北平也迅速成立了普罗（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大同盟，参加的团体有30多个；同年6月筹备组织北方左联。同年9月18日下午，左联北方分盟在北平大学正式成立，此后在天津、保定、太原、济南等地又成立了支部小组。1932年5月，北平各左翼文化团体联合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北平文化总联盟，简称北平文总。同年11月13日至28日，鲁迅从上海回北平探望母亲。在此期间，曾应北平各左翼文化团体与学生之邀，先后到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发表了五次讲演，后被称为“北平五讲”。但由于介绍北方左翼文化团体组织机构的史料十分匮乏，鲁迅的“北平五讲”又只有两次留下了比较完整的记录，给深入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经南开大学李霁野教授指点，我冒昧地给陈沂写了一封求教的信。因为陈沂1931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北方左联的候补执行委员，组织部干事，北方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所以掌握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鲁迅1933年3月30日和31日的日记中有“得佘余信”和“复佘余信”的记载，“佘余”就是他的化名。我写信那年，陈沂已经65岁，右派帽子尚未摘除，但他仍给一位素昧平生的鲁迅研究者作了认真的回复。这封信首次披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珍贵史料，提供了一系列历史在场者和见证人的名单，并介绍了鲁迅1932年回北平探亲期间跟北方左翼文化界的亲密接触。信的全文是：
陈漱渝同志：
你的来信早收到，迟至今日才复信，请谅。你所问问题，就所知答复如下，供你们参考。
①当时中央代表是洪灵菲（1933年被国民党宪兵三团杀害），另一中央代表据说是现在的孔原同志（中央调查部长）。河北省委书记老孟（工人）、老罗（都在1933年被伪宪兵三团杀害），阮锦云（老施，省委组织部长，1933年被宪兵三团逮捕后叛变，后干忠义救国军，在江南活动，现不知去向），李铁夫（省委宣传部长，1937年在延安病逝）。还有军委老杨，也被宪兵三团杀害（1933年）。现在还活着的当时省委负责人之一，就只有林枫和黎玉（八机部副部长）二人了，你们可以去访问。
当时北平市委的负责人，现还活着的有江西刘瑞森（当时名义是燕京大学学生，前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之一，现在做什么不知），找到他就可以知道市委的一些负责人。还有陈曾固（前教育部副部长），当时任过北平市委组织部长；李兆瑞（李乐光，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也在北平市委、北平文总负过责。
②鲁迅当时跟党（河北省委、北平市委）有无接触，我不知道，但他那次从上海北来，肯定是有党的介绍，出面接待他的主要是范文澜同志和左联当时的负责人之一陆万美（此人现在昆明文联）。
③鲁迅的五讲是由左联、教联、文总出面安排的，具体负责是我、范文澜、陆万美三人。我亲自给安排的是在中国大学的那一次演讲。我本人还出席照应了在师大的那一次演讲。目的是宣传革命和左翼文化活动，包括反“第三种人”，反对国民党对抗日和文化运动的迫害，其中还有营救被捕人的目的。而这些，都是在河北省委具体领导和布置下让我们去执行的。
当时我是北方文总（前身是北平文总）的党团书记（等于现在的党组），范文澜同志是教联（左翼教师联盟）的党团书记，属文总下的一个团体，党关系归文总党团领导。关于如何接待鲁迅问题，我们文总讨论过，我同范文澜同志特别交谈过。
我只讲讲我亲自布置的中国大学的那一次演讲。这是我到鲁迅先生在阜成门住地去亲自给他请示和商谈的。当时党组织要布置一次攻打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迫使他们开放抗日宣传活动，释放因抗日和进行左翼文化活动而被捕的人。因此希望鲁迅去做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演讲，同时号召群众攻打北平国民党市党部。
鲁迅先生听了我们的请示和报告之后，他没有半点犹豫就答应了。至今我想来，还对鲁迅先生的革命激情和党组织观念的深厚，留下深深的印象。当时我不过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共产党员，他对我向他所提出的要求，那么答应得爽快，使我十分感动，至今不忘。
到时我们的人去接了他，并为他的安全作了布置。
他讲完后我们即号召听众（几千人）去攻打市党部，同国民党市党部以及来保护市党部的军警进行了一场搏斗。同时我们就护送鲁迅先生安全回家。
如果说前四次讲演只是革命宣传，而这次是把宣传和行动结合了起来，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时文总号召向鲁迅先生学习，学习他同敌人无情勇敢战斗的精神，学习他的组织性、纪律性、不顾个人安危的伟大献身精神。其他四讲的情况，最近《南开学报》有一篇文章，你们可参看，也可问陆万美。
④北方文总、北平左联、教联在台静农家安排了一次座谈，主要是谈谈各左翼文化团体的工作情况，我出席了这次会。我只记得他对我们当时办刊物提了三点意见（也是指示）：一、刊物不一定都要找名人写文章，因为所谓名人并不都能写出好文章。二、要努力搞工农兵的通讯运动，从这中间培养自己的作者；三、要关心泥腿子（农民），深入到他们中间去。陈独秀是不要泥腿子的。陆万美也出席了这次会。
至于台静农是不是党员，我不能证实，因为我没有同他发生过组织关系。但这样的会在台静农家召开，不十分可靠是不可能的。不仅为了鲁迅先生的安全，也是为大家的安全。当时北平左翼文化活动的一些主要负责人都在场，出席了这次会。也可问问陆万美，但陆本人当时不是党员。
⑤我第一次到鲁迅先生家，详细的给他报告了北方文总和下属团体的组织工作情况，请他回去后上报中央，并给我们一些指示。我记得他当时最中心的一条意见，是反对 “左”倾关门主义和文化活动一定要走到工农兵中去，不要停留在学校中，不要只在一些知识分子和上层人物（教授）中，但也谈了一定要团结可以团结的人。北平是处在抗日前哨阵地上，要把左翼文化运动同抗日密切结合起来。还要在左联等团体下面，办一些更群众性广泛的文化团体。也问了一下“托派”在北平有什么活动的问题，我据我所知给他做了汇报。
现在想来，鲁迅先生当时虽未明确指出王明“左”倾路线，但他的这些谈话，是针对王明路线，和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吻合的。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工作是有些转变，但总的路线未变，我们也没有真正改变。这是今天想来都还引以为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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