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中共迟复香港民主人士响应“五一”口号的实情
作者：杜襟南
李济琛[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无党无派)
然而，直到8月1日，毛泽东才复电：
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诸先生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公鉴：
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
中共中央迟复的内情
8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香港分局及潘汉年，对拖延各民主党派复电进行了批评：
中央“五一”口号发表后，港、沪各民主党派及文化、经济、妇女、青年、华侨各方面人士均有热烈响应。中央亦曾电告你们，向各方征询对召开新政协，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意见。但这件事对你们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如香港各党派五月五日两份通电，你们延至辰寒(5月14日)还只约略告大意，我们当电索全文，你们直至七月中始将全文拍来，延迟两月之久，而对其他通电、宣言，直到现在也未转来，使我们对此事的回答。延搁几至三月，引起各方面不必要的猜疑。从这件事上，证明你们的政治注意力甚弱。
这个“延搁”与我工作有关。当时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为与党中央联系设有秘密电台，我当时负责此项工作。1948年5月1日《华商报》公布了《中共中央重要宣告》，即提出“五一”劳动节口号23条，5月5日发表了在港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给全国的通电与答复中共的电文，方方当时即要我将复电全文上报中央，并无拖延。我即与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部门联系，认为按照机密原则，鉴于该电已在报上公布，必须另编临时密码发出。当这个意见被采纳后，我即将全文发出。如果不是全文，亦无需另编临时密码。可是，在电报发出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部门几次来电，说译不出来，或是译到中间后面译不出，或是文句不明，译不明白(即来电云“约略告大意”)。为此，我均亲自对临时密码作了仔细检查，技术上毫无错误，故此我——都作了答复。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部门于7月中旬才将我们发的该电全文译出上报。
看到中央批评的电报，我即向方方当面陈述事情经过。方方当时并未责备我。我立即电复中办，除了作自我检讨外，同时说明，在技术上我方没有错误，推迟原因不在我们。事后，中办对我亦无责备。以上就是所谓拖延的真相。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复电民主人士时，只好以“交通阻隔”为由，以免民主人士误会中共中央有意迟复。
现据《毛泽东年谱》和《周恩来年谱》记载：1948年3月到5月，正是毛泽东与党中央从陕北向华北作战行军时间。3月23日中央渡黄河人山西(晋绥解放区)，4月10日入河北，13日到阜平县城南庄(晋冀察军区所在地)，毛泽东住了下来，周恩来则与中央机关于23日到达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相见。4月30日到5月7日，在城南庄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周恩来、朱德等均参加了会议。到了5月27日，毛泽东才迁到西柏坡。在这个期间，中央机要人员可能比较奔波，照顾不及，安定后又因技术原因，以致延误译出。故拖延时间是有主客观原因影响的。
依照上述实情，拖延民主人士复电三个月之事，与香港分局及方方无关，并非他们责任，而且事实上，他们非常重视中央的号召。所以，香港分局及方方在“五一”口号公布后，香港分局领导下的《华商报》，于5月3日发表社评《一个响亮的号召》，认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对解放中国起了推动作用。接着，5月13日，方方写了《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奋斗》一文(《群众》2卷18期)，号召各民主党派等，不仅响应号召，还要行动起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6月30日，方方召开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出席者有马叙伦、王绍鏊、郭沫若、沈钧儒、谭平山、茅盾、李济深，香港分局参加的有潘汉年等，研究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具体问题。这期间，方方还登门拜访民主人士，倾心交谈，推动了新政治协商会议运动的深入发展。香港各界为响应“五一”口号，纷纷发表声明，如6月4日香港各界爱国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章乃器、朱蕴山、胡愈之、邓初民、侯外庐等125人联名发表声明；6月16日，民盟发表声明，主张迅速开展新政治协商会议运动；6月23日，留港妇女界何香凝、刘王立明等232人发表宣言，要求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留港理事郭沫若、陈君葆、沈志远、翦伯赞、邓初民等发表声明；7月7日人民救国会发表“七七宣言”。与此同时，许多知名民主人士纷纷发表文章谈论自己的看法，如马叙伦的《读了“五一”口号以后》、郭沫若的《脑力劳动者对“五一”口号应有的觉悟》、章汉夫的《论旧政协与新政协》等，各进步报刊几乎连续发表文章，各界还以召开座谈会、聚餐会等形式进行响应。8月后，周恩来派钱之光来港，与方方、潘汉年等联系，经过妥善安排，终于将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分多批由香港秘密送往东北、华北解放区。
(责任编辑 李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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