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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创建
作者：《胡乔木传》编写组
建立健全院、所两级机构，及时调配干部等组织建设工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时的当务之急。
大约在1977年11月，外面传说周扬可以分配工作了。邓力群知道后即向胡乔木建议让他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副院长。胡乔木有顾虑。后来，有一次在邓小平那里谈到周扬。邓小平说，让他当个顾问吧。这样，1977年12月23日，中央下发了对周扬的任命。1978年1月17日，院党组向中央请示，提出党组成员建议名单，建议周扬参加党组。经中央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由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周扬、刘仰峤、宋一平、王仲方7人组成。胡乔木任书记，邓力群、于光远任副书记。
1978年夏天，胡乔木同意邓力群的意见，让周扬担任实职，当副院长；同时，还请经济学家许涤新、外交家宦乡担任副院长，齐燕铭、陈翰笙为院顾问。1978年9月、10日，党中央批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一届党组组成的请示报告，胡乔木为党组书记，邓力群、于光远为党组副书记，刘仰峤为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宋一平为党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周扬、许涤新、宦乡为党组成员、副院长，王仲方、刘导生、梅益、杜干全为党组成员、副秘书长。9月16日，胡乔木主持召开新党组第一次会议，讨论并决定党组的分工。胡乔木是党组书记、院长，领导院的全面工作，负责有关革命史的三部书的写作，并负责联系法学所、语言所、新闻所、情报所以及教育部教育研究所。邓力群、于光远、周扬等也各有分工。
在1975年7月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已经确定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成员时，邓小平就嘱咐：学部在适当的时候要考虑增加学术界人士担任副院长。社科院成立后，胡乔木在实际工作中感到，社科院副院长的确还需要有专门做学问的著名学者出任才好。他觉得钱钟书和夏鼐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钱钟书是胡乔木在清华读书时的高班同学。学生时代即已崭露头角，名震全校，以后几十年潜心治学，淡泊名利。他学贯中西，在中国古典文学和中西比较文学等领域成就卓著，深为国内外学术界敬仰。胡乔木同他虽然走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殊途同归，互相敬重，情谊颇为深厚。1982年5月，胡乔木在主持起草中共十二大报告的日子里，专门前往钱钟书寓所敦请。知情人后来回忆此事写道：“大约是5月份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忽然告诉我‘明天要去找钱钟书’。我问为什么?他一字一顿地说：‘我要请他看在我的面子I--,给社科院撑撑场面，给社科院当个副院长。’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当时笑眯眯的表情。”胡乔木登门，说了老友之间充满隋谊的话，恳请钱钟书“出山”。素以仕宦为畏途的钱钟书，却不过老朋友的面子，只好“蒙命承之”。
夏鼐是卓越的考古学家，在他带领下，开创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新时代。他也是一位“一心一意为提高本学科的水平”、“在工作中找到乐趣”的人。胡乔木恳切约请他出任副院长。夏同样被胡乔木的真诚感动，“勉强同意”。
社科院的职能部门，在1978年1月也及时建立起来。1月19日，经中央批准，院党组任命刘仰峤为秘书长兼科研组织局局长，王仲方、杜干全为副秘书长，宋一平为政治部主任，刘导生为科研组织局副局长。1月31日又任命了王平凡、李彦为政治部副主任，鲍正鹄为科研组织局副局长，杜敬为行政管理局局长，雷青云、郝晋卿、肖佛先为行政管理局副局长。3月15日，院党组会议批准院办公室的任务、机构、人员编制方案，任命邢方群为主任，向培祖、江明、丁盘石为副主任，决定以后每周四上午为院领导办公会议时间。
这时，社科院的某些职能部门，特别是一些研究所还需要充实干部。胡乔木提出设想，邓力群组织抽调。当时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对这项工作很支持。从全国各地，从中央的一些部门，抽调了一批既能做知识分子工作，本人又有科研能力和相当专业水平的干部。前后调进社科院的有四五十人，其中有许涤新、马洪、钱俊瑞、王光美、刘明夫、武光、石西民、许立群、刘思慕、梁寒冰、王耕今、薛宝鼎、沙汀、陈荒煤、吴介民、宦乡、李慎之、浦寿昌、浦山、何方、徐达深、杨克、梅益、安岗、温济泽等。
为调干部，胡乔木颇费周折。温济泽是个典型。温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1957年在广播事业局打成“右派”。胡乔木当年就同主管广播事业局的廖承志商量，未能挽回。这次胡乔木为调温济泽，先亲自打电话征求温本人的意见，后又与时任广播事业局局长的张香山商谈三次，才把温调到社科院，让他担任科研组织局副局长。后又给他甄别平反，恢复组织生活。温成为“右派分子”中获得彻底解放的第一人。多少年后，温济泽回忆胡乔木调他的经过，讲到第一天到社科院上班的感受，写道：“一夜之间，我从‘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长’，既觉得二十年的冤屈终于吐了一口气，又未免有点‘惶恐’之感。但到办公室一看，秘书小于已经帮我布置好一问办公室了，同志们待我都很好。我深深感到乔木同志对我的这种‘同志情’，‘同志’这两个字是多么可贵!”
这批干部调进来以后，院职能部门的领导和研究所、室两级领导得到充实，配备齐全了。
1978年4月20日，胡乔木代表社科院党组在各所总支书记联席会议上宣布了部分所长、局长的任命决定：科研组织局局长刘导生，外事局局长唐恺，世界政治经济所所长钱俊瑞，哲学研究所所长许立群，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情报研究所所长鲍正鹄，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文学研究所所长沙汀，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洪，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詹武。
按中国的习惯，“社会科学”包括国际通认的“人文科学”在内。胡乔木看到，在学部基础上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规模不大，学科门类也不齐全，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原有的一些学科也严重萎缩甚至被取消了。这种状况同改革开放形势下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很不相称，必须及时改变。1978年1月11日，胡乔木在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的动员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要增加一批新的研究所的设想。关于需要增加哪些新的研究所，胡乔木的大体设想是：社会科学院应该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社会主义研究所，也需要有政治学的研究所，还要考虑是否成立社会学的研究所。关于现代历史，我们已经有了鸦片战争以后的，民国以后的，以至“五四”以来的历史研究，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现在还没有人着手认真地进行研究，要赶快着手研究。经济工作，单是一个经济研究所是不够的，需要有工业、农业、财政贸易等方面的专门的经济学的研究，在这方面也需要考虑成立新的研究所。关于国际问题。胡乔木说：1963年，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外事小组曾经向党中央、毛主席作过报告，建议成立一些国际问题的研究所。毛主席批准了，并且加了重要补充，作了重要批示，据此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可是，现在社会科学院对世界各国研究的机构很少，要努力想法子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继续进行起来。胡乔木列举了如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日本、苏联、美国等等。
这次动员会后，胡乔木即亲自草拟了一份《八年内拟新建的研究所(草案)》的规划，并要求据此写第二个关于社会科学院编制的报告(要有今年拟增人数)送中央。按胡乔木的计划，共约新设五六十个单位。八年后，即到1985年，整个中国社科院要增加到六七十个研究所，人员达2万人左右。今年先增加几个：经济所在原有几个组的基础上分别成立几个研究所：工业经济所、农业经济所、财贸经济所，新的研究所首先成立世界政治研究所，集中力量写小平同志出的题目《苏联怎样变成修正主义的》。
对胡乔木的这项计划，邓小平在1978年3月28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表示“赞成”，要他们写报告，并说：“什么事情总得有个庙，有了庙，立了菩萨，事情就可以办了。而且有些事情要赶快立庙，有些有专业知识的人年纪已经大了，如不赶快立庙，过几年立起庙，菩萨也请不到了。”
胡乔木等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所两级机构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到1981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增加到32个，其中新建以及转来的研究所共18个，增加了1倍多。它比较符合我国社会科学的实际情况，基本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社会科学的需要，为中国社科院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责任编辑 刘荣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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