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
作者：朱元石
初识胡乔木
在接触到胡乔木之前，我们年轻人早已知道他是毛泽东的秘书，不仅心仪已久，而且对他充满了好奇。谁知一见他面，倒觉得很平常，文弱书生模样。
胡乔木温文尔雅，性情平和，说话细声细气，慢条斯理，娓娓道来。听他讲话，只要能一字一句记下来，就会惊奇地发现，那是一篇如同已经经过字斟句酌的文章。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热火朝天，但是中兴波澜，不久便被说成是“右倾翻案风”的黑风口。胡乔木又一次陷入政治危机。
有一次，我在中南海紫光阁旁的小道上，与正在散步的胡乔木不期而遇，就同他一起走着。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他这样亲近地说话。他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说是上海人。他噢了一声：随即不无调侃地说：在上海，上海人可是看不起苏北人的呀，苏北人大多是在那里做最底层的工作的。可是一个大城市，没有这些被看不起的人在工作，恐怕就很难维持了，一天也维持不下去。我说，是的，但不少地方可能都有一种盲目的地域偏见，从而会有意无意地排斥外地人。然后不知话题是如何转变的，他说他重新做工作以来，就有一种特别兴奋的劲头，觉得有做不完的工作要做，所以就像拼命三郎似地踢打。他对当时的前景并不太乐观，说他前一阵子的劲头也许是回光返照吧。
“四人帮”倒台后，大家都欣喜若狂。胡乔木和邓力群等带领政研室全体人员到天安门前游行庆祝，欢天喜地地走了一圈。胡乔木一下子年轻了，不苟言笑的他脸绽笑容，跟着大家一起高喊口号。
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
1977年中央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部级单位，派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三位领导——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胡乔木任院长和党组书记，邓力群协助他，任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于光远也是副院长。于光远是胡乔木向中央推荐的。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陷入困境的时候，邓力群和于光远是最保护胡乔木的。当时邓力群大包大揽，把自己做过的事的一切责任都担当了起来，不推到胡乔木身上。于光远是另有高招，说东道西，讲得很热闹，但造反派听了却是一本糊涂账，抓不到胡乔木的半点把柄。所以这三个人整整齐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来，大家都一片叫好。1977年11月，中央正式发出任命通知。
当时朱佳木随胡乔木、我随邓力群一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组建院一级领导人员的工作中，邓力群曾向胡乔木推荐周扬。邓力群认为，毛主席说过，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现在周扬还没有工作。周扬调入后，也很快担任了副院长的职务。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草创阶段，困难很多。办公室不够，宿舍不够，随着大批干部和研究人员的调入，这些原已存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本来已经够拥挤的办公室越发不够用。为解决燃眉之急，胡乔木和邓力群首先合计把他们两人的办公室合并，让出一个。那时实际上就是朱佳木和我在胡乔木的办公室里摆了两张办公桌子，邓力群的办公室完全腾了出来。这在领导同志之中起了带头作用，反响很好。嫌办公室小、太挤等的抱怨声，一下子便销声匿迹。
尽管条件有限，但是也要搞得整齐清洁，这是个机关单位的面貌问题，不可小视。越是困难越要有一种精神来支撑。胡乔木看到厕所很脏，就自己动起手来打扫卫生。这种无声的、榜样的、没有批评的教育，使得人们感动不已。举一反三，全院上下每一角落里的扫把和抹布都跟着动了起来。后来新调来的外事局局长王光美，竟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人们看了，纷纷说老革命的作风回来了，艰苦朴素不简单!邓力群坐的小汽车是一辆已用过很久的伏尔加，司机开起来就像老牛拖车。上级又为邓力群配了一辆红旗轿车，他说，我的车还可以用，把它配给周扬同志吧。这辆有些气派的红旗轿车便让给了周扬。这也成为领导同志之间的一段佳话。在胡乔木的带领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正气抬头，歪风邪气吃不开，大家一门心思都扑在了工作上。
做党和政府的得力助手
胡乔木一心一意要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建成一个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殿堂，使之成为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
这个时候他的工作非常忙碌。他当时是中共中央的副秘书长。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胡乔木又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责任更重了。他自己身体力行，不断为中央起草着各种文件，并兼而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支队伍左冲右突。他以“还我青春年少，达旦不须辞”的情怀鼓足干劲，以“老马知途好着鞭”的自觉奋发勇进，不顾身上的病痛，“小车不倒只管推，车倒扶起往前追”。
1980年2月，我根据邓力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多次讲话，写了一篇文章《共产党员要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约有三四千字，发表在2月22日的《北京日报》上，占了第一版下面近半版。新华社为此也向全国发了通稿，许多报纸转载，反响很大。邓力群说我写得不错。据《北京日报》的同志说，胡耀邦也打电话去表示很高兴看到这篇文章。胡乔木因为办公室合并后总是有所不便，不大到办公室来。有一次由秘书黎虹陪着来了，他向黎虹介绍说，这就是朱元石，声音轻得其他人难以听见。黎虹走上来热情握手，我看得出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秘书，不像我完全是一个生手。后来又有一次，我在走廊里碰到来院的胡乔木。他说，那篇文章是你写的?难怪乔木这样问，因为文章的署名是“元石”，没有出全名。我回答说，是。他点一点头，嗯了一声，没有说称赞的话。我知道，在他面前，我的文章是否论述到家，是否完善确当，那是不一定的。在这位每字每句都要较真的老人家眼里，这文章一定有不少不足。胡乔木在理论问题上更不轻易表扬人，他的严谨作风我始终心悦诚服。他没有批评，就是对我的鼓舞，我心满意足了。
后来他多次说了跟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话。1981年1月23日，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常委扩大会上郑重地说，在政治上，我想也应该这样说，社会科学院里至少是绝大多数的研究所，是能够跟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上跟中央保持一致，和我们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这两个要求之间并不矛盾。”他强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党和国务院领导的一个社会科学机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个科学研究机关，理所当然地、毫无疑问地要同怀疑以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斗争。“中央提出与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要起到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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