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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清华大学接收圆明园风波
作者：金富军 田 芊
清华大学添设农业研究所
为推动高等院校参与复兴农村运动，1933年6月1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825号令，令清华大学添设农学院。
接到教育部命令后，清华大学认真进行了研究，仔细分析当时情势，一时颇为踌躇。
首先，清华大学对诸如添设院系等涉及整个学校体制、学制变化的问题历来主张稳妥、渐进地进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研究事业特别在创始之际，规模不宜扩张，贵在认清途径，选定题材，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然后精力可以专注，工作可以切实，至于成效，虽不可预期，然积渐积久，必有相当之收获也”。教育部5825号命令来得突兀，清华大学没有准备，且清华大学此时没有农学方面的系和所，一下子设立学院，也不合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
其次，当时高校毕业的农科学生与农村复兴运动的实际要求差距很大。农业学科的学生就业时背离农业和从农者隔离农村的情况引起社会许多批评。况且，北平、保定已经有农学院，清华大学似不宜再添院设系。
第三，1933年清华大学经费发生困难，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初时局动荡，从1932年3月至1933年2月，清华大学赖以办学的庚款停付一年。清华大学向财政部垫借100万，并向银行借部分款项，才能勉强维持。1933年度庚款又风闻停付，后虽未成事实，但经费仍不能按月拨付。至1933年9月中旬，只领到3、4、5月的庚款。1932年度庚款停付以及1933年庚款拖欠，给清华大学财政造成巨大困难。就在6月清华大学接到教育部关于添办农学院的命令前不久，梅贻琦还向教育部交涉，恳请政府照例拨付经费。二是为配合国民政府在高校重点发展理工的政策，清华大学于1932年成立工学院。工科各系实验室建设、设备购置等需用大量资金。工学院成立后，因为经费困难，许多设备、建筑尚未能进行，不可能腾挪资金添设农学院。
学校规模不断扩大，而总经费保持不变，因此在客观上清华大学无法再分太多资源发展农学院。这一点，在198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中有所揭示：“1933年教育部还曾命令清华添办农学院。清华当局认为与本校发展理工的方针相悖，同时也不具备条件……因此，清华当局只答应办了一个农业研究所，以敷衍教育部的要求。”因此，清华大学决定先办农业研究所与实验农场，缓办农学院。
清华大学勉强办理农业研究所，一方面由于“复兴农村”成为当时国内影响力很大的运动，加强农业研究，也是大学对社会应尽的一份责任；另一方面，据《清华大学校史稿》，当时教育部长王士杰曾威胁，如果清华大学不办农学院，则将挪用清华大学庚款在武汉大学开办农学院，而王士杰曾任武汉大学校长。
7月8日，清华大学复函国民政府教育部，表示遵行教育部注重农工、振兴实业命令，愿为国家做贡献。但是，添设农学院应该慎重。清华大学建议，应先对农业中迫切需要改良的各项问题详加研究，以期洞明真相，及研究稍有基础，然后按照需要设系招生，施以相当训练，学成后能在乡间作推广改良之实际工作，则效验可收，复兴可期。否则农科人才虽已养成，不能深入乡间，致于衰落之农村毫无裨益，则非国家提倡农业教育之本旨。
在报告中，清华大学提出，将圆明园划拨给清华，作为农学院实验农场。为此，清华大学做出三点承诺：第一，“该园址内所遗残物故物，有保存价值者，本校自当设法保存，勿使毁弃。”第二，“园内建有之‘三一八’烈士墓及十三师义冢各一段，约共占地数亩，本校可特为划出保存，或于其四周酌植林树，尤足用资纪念，藉垂久远。”第三，“有由经管人招人领垦者，本校可暂酌令原户领垦，或更减收其地租。惟于种植等事，应受本校指导，作为合作实验区。”另外，清华大学还提出，少部分土地为政府留置，接管后，应有按原价收回之权利。
这样，清华大学一面积极筹建农业研究所，一面开始与教育部、北平市政府关于划拨圆明园的交涉。
接收交涉一波三折
圆明园与清华紧相毗邻，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园组成，占地350公顷(5200余亩)，是清朝在150余年间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它既有中国传统园林的婉约多姿，又吸取了欧洲的园林建筑形式，各种不同风格建筑浑然一体，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
不幸的是，这一世界名园于1860年10月惨遭英法联军野蛮的劫掠焚毁，后又经历了多次毁灭和劫掠，最终沦为一片废墟。但圆明园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政治象征意义，预示着将其划拨清华不会一帆风顺。
实际上，从1916年起，曹云祥、罗家伦等清华大学几任校长着眼于学校日后发展，曾多次努力，试图征用圆明园。但圆明园问题牵涉面实在太广，加之政局动荡、校长更迭等原因，征用圆明园一事毫无着落。
教育部接到清华大学7月8日复函后，与北平市政府及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孚进行沟通，转达了清华大学希望划拨圆明园作为实验农场的意见，教育部也请清华大学遣派干练办事人员与北平市政府就近接洽。
北平市政府对清华大学的请求反应消极，其回复教育部电称：“圆明园遗址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园内石柱太湖石亦有相当价值。上年七月间，本府为慎重保管古迹起见，经邀集本市文化各机关组织遗迹保管委员会，由该会负责保管并经议定整理保管方案，由府分令所属各局对于各项建设分别切实办理在案。一年以来，整顿设施，煞费经营，预期再有两年即可渐臻完善。该园既系旧都伟大古迹之一，且经该委员会实行保管，自未便再有变更，经希查照转知为幸，北平市政府艳印。”
清华大学在积极与教育部联系的同时，又想方设法打听北平市政府对此事的态度。在听说北平市政府的消极态度后，8月2日，梅贻琦立即致信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沈鹏飞，欲进一步探询北平市政府对教育部函电的意见，及教育部对北平市政府回电的态度。同时请沈鹏飞查阅，北平各文化团体会议议定保留古迹不作别用的决议案，是否在教育部备案。嗣后不久沈鹏飞即给梅贻琦复函，回函中抄录了北平市政府给教育部复电中有关的内容。
这样，清华大学在教育部7月25日正式转达北平市政府回电之前，提前摸清了北平市政府的态度。沈鹏飞还透露，教育部长王世杰原来以为圆明园归内政部管辖，只需通过行政院会议决议拨给清华即可。但根据北平市政府回电，圆明园归北平市管辖，则原先设想的通过行政院会议决议划拨清华大学的办法行不通。王世杰建议清华大学派遣熟人与北平市政府当面接洽。
8月25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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