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荣耀与磨难：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
作者：佚名
梁思礼出生于北京，1941年随三姐梁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后学习自动控制，随后又获得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博士学位。
1949年回国后，他被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军委通信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十二年科学规划”起草工作。负责起草运载火箭研制的长远规划。1956年，他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自动控制研究室主任。他是我国自行设计并于1964年试验成功的第一枚地对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型号的导弹试验中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他参加了1966年的导弹核武器试验。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负责人。
梁思礼于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6年获“何梁何利奖”。
从小家里人全管我叫“老白鼻”
尽管梁思礼拥有不凡的成就，但是在几乎所有介绍他的文字中，梁启超的名字仍然会被人们一再提起。
梁启超，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术大师。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那时，他最疼爱的小儿子梁思礼，只有四岁半。
记者：您对父亲还有印象吗?
梁思礼：在9个子女里，他最喜欢的就是大女儿梁思逊和最小的儿子我，他对我非常好。他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他。我最高兴的事就是他带我到北京东安市场吃西餐。吃完西餐后他还买一些我喜欢吃的那种蛋糕，然后一块儿坐汽车回清华园。
记者：我看很多回忆文章都提到，那时候他对外界介绍您的时候，都叫您“老白鼻”为什么那么叫您?
梁思礼：这个原因还蛮复杂的。我跟我大姐差30多岁，她生的一个儿子比我还大两岁。她那个儿子叫“小BABY”，后来我出生以后就叫我“老BABY”。我父亲51岁才有了我，所以“老”也是老年得子的意思。以后呢，他很滑稽很幽默地汉化了一下，就变成“老白鼻”，所以从小家里人全管我叫“老白鼻”。
梁思礼很受梁启超的宠爱，1927年，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的信中说：“每天老白鼻总来搅局几次。是我最好的休息。”“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要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
梁思礼：那时候我有四五个哥哥姐姐在美国、加拿大，父亲也非常想念他们，经常给他们写信，写了几百封信。有的时候我在他身边，他就把着我的手给我大姐写信。
记者：您给我们讲讲。
梁思礼：比如这封：“亲家，我好了，回家不住破医院了。”我那会儿得了肺炎，很厉害，住协和医院，后来出院了。我就说：“我不住破医院了，预先写写你给做衣裳，不写了。老白鼻。”为什么我和大姐之间互称为“亲家”呢，这来自于父亲的趣味主义。他让大姐的孩子认我做“干亲家”，就是我大姐所有的儿子女儿，全是我的干儿子、干女儿。可他们全都比我大，所以全不认我这个“干爹”。
像这种信，他把着我的手写了不止一封。还有顺口溜：“梁思米吃大米，梁思童吃大葱，梁思达吃大肥鸭，梁思忠吃大葱，吃多多的，不写了，老白鼻字。”梁思童是我的一个弟弟，后来夭折了，梁思达是我哥哥。
在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有一幢白色的建筑，这就是梁启超的饮冰室，现为梁启超纪念馆。
1915年到1929年，梁启超一直生活在饮冰室——一座有着西化外表的小楼中。这座小楼里曾发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例如1915年袁世凯想要恢复帝制，梁启超和蔡锷等人就曾在这里共商护国大计。
对梁思礼来说，饮冰室记录下他与父亲一段共同生活的美好时光。
梁思礼：那会儿我们住天津，父亲有一个书斋饮冰室。实际上他的饮冰室到处全是，就是他自己用笔名叫“饮冰室主人”，所以各地方的书斋都叫饮冰室。他十来年在那儿写文章。他在饮冰室写作的时候，为了安静，小孩不让进，尤其我哥哥姐姐，淘气的大孩子更不让进。不过因为他喜欢我，所以我可以进。每次我都感觉好像很受嘉奖、很有荣誉的样子。我曾经多次回到故居饮冰室，特别是天津市修复了饮冰室并且开辟为梁启超故居后，我也回去过两次，基本上符合原来父亲书房的旧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的书房饮冰室中悬挂着他的得意门生蔡锷将军的照片。父亲还曾经筹备过松坡图书馆。
我母亲一直给我讲岳母刺字什么的，
把父亲爱国主义的思想灌输给我
1924年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惠仙去世，也就是在这一年，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王桂荃生下梁思礼。但是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却因肾病不治猝然去世。
记者：您跟父亲当时这么好，我想他的去世对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梁思礼：父亲去世后，我记得是在北京广济寺给他开了一个很大的追悼会。当时来了很多名流，我们就在旁边跪着迎接。那会儿家里人一直骗我，说他在那儿睡着了。我一方面听家里的话，认为他是睡着了，另外我心里也不理解，怎么他老在那儿睡，因为棺材盖是开着的，还可以看到他。一直到最后下葬，他被送到墓里，我才知道再也见不到他了。当时我追着要往里头跑，家人拼命拉着我。
记者：您到什么时候才意识到，原来父亲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梁思礼：我父亲去世以后，中华书局不是编了一套梁启超合辑吗?那会儿我大概上中学了，他们送给我们每一个子女一全套。非常可惜，这套书在“文化大革命”里被抄家丢掉了。我就在那时开始看他的一些文章，特别是一些传记。看了这些文章以后，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最近，我越来越觉得，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忧国忧民意识。我母亲一直给我讲岳母刺字什么的，把父亲爱国主义的思想灌输给我。我父亲和蔡锷倒袁的事迹，我母亲一直鼓励我好好学习。她说，将来长大了要像你父亲那样来做事。后来我对父亲的认识逐步加深，而现在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我出国以后，在国外也了解了老华侨们对梁启超的看法，因为当时在国内极左思潮的时候，对梁启超应该说是贬多于褒的。
记者：那时候您对父亲是怎么想的?
梁思礼：我说一件事。当年我们在研制洲际导弹，有一次向周总理汇报工作。那会儿正好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夜，周总理关心导弹发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