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中国人民大学从停办到复校

作者:宋 涛




  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我是1939年初参加革命的,开始时在皖西新四军中做宣传工作。不久,经党组织介绍,我从敌后去了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后来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我走上了华北联合大学的教学岗位;然后从华北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一路走到今天,我一直在经济系负责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我的一生与这所战火中诞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栋梁之才的人民的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创立的第一所新型社会科学综合大学,对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作出了显著的贡献。然而,就是这样一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大学,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勒令停办8年之久,直至1978年才获得重生。我在此期间也受到了冲击,被批斗、下放劳动改造,后又经历了复校的全过程……如今,我已年过九旬,中国人民大学停办与复校的坎坷历程,仍让我难以忘怀。
  
  被迫停办
  
  1966年6月,江青借“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诬指时任人民大学副校长的孙泱(革命烈士孙炳文的长子,长期担任过朱德总司令的秘书)为“特务”。接着,7月,康生又用阴谋手段,凭空捏造一个所谓“二月兵变”的谣言,诬指已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郭影秋调一个营的兵力驻扎人民大学,参与所谓“二月兵变”,对郭影秋进行政治陷害。
  8月2日,当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亲自到人民大学全校大会上讲话。他的讲话,主要意思有三点:第一,现在是老革命碰上新问题,我们大家都没有经验。第二,对郭影秋在学校的工作,你们可以辩论,但是要更细致地研究问题,更冷静地分析问题。至于郭影秋,对于一个干部的评价,你们学校本身不能做总结,要由中央或新市委从全面的角度来考虑。第三,针对林彪、“四人帮”凭空捏造的骇人听闻的所谓“二月兵变”,诬陷郭影秋调一营兵驻扎人民大学参与“二月兵变”的政治陷害事件,邓小平明确地说,“二月兵变”,没有这个事。我们查过了。我郑重地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这件事,我们澄清事实。
  9月7日晚上,周恩来总理也亲自到人民大学大操场,召开万人大会,动员从各地来北京串联、住满了人大教室的学生,回到本地本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
  但是,林彪、“四人帮”却变本加厉地摧残和破坏人民大学,长达三四年之久。在人民大学一向积极做工作的,或者教学、科研工作做得较多的干部,统统被揪出来,打成所谓“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达400余人。他们私立公堂,残酷地揪斗、迫害。我作为经济系主任、学校党委委员,也是受害人之一。我由于平时严格要求学生认真读书、独立思考,被诬蔑为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迫害青年,同时又被冠以所谓“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等罪名而受到批判。1967年春,戚本禹来到人民大学,分裂群众队伍,一手制造对立的两派,并且恶毒攻击朱德。随后,江青和康生一唱一和,用“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挑动全国性的“全面内战”。人民大学也被“四人帮”挑动起了武斗,他们唆使一些造反派,大搞打、砸、抢,用残酷手段和刑罚,残暴迫害大批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干部、教师,被迫害致死的师生有30余人。校舍、图书、设备遭受重大破坏。
  1970年,在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下,学校被关闭停办。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高等院校的调整方案》,人民大学在决定被撤销的高校行列之中。
  从1969年开始,学校许多师生陆续被送到京郊农村劳动;1970年学校停办后,师生大批下放到江西余江县刘家站五七干校,接受“改造”。我在那里一边劳动,一边继续挨批斗。
  在学校领导的争取下,学校按学科、系别分到各校。除一部分教职员工分配到中共北京市委、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工厂以及内蒙古、陕西的一些单位外,大部分教职员工以系为单位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我们经济系成为北师大的政治经济学系。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1972年12月我们从江西回到北京。1973年我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
  1973年10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知,撤销中共中国人民大学领导小组和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从此被正式宣告停办。
  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的时候,叶剑英就找过人民大学的一位历史教师,询问了解人民大学复校的可能性。 那个时候,人民大学广大的教职员工无论散在何处,无不盼望着学校的恢复。
  
  邓小平与复校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复出,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人民大学有了起死回生的希望。1977年9月,邓小平在谈到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时明确提出:“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思想和指示,为人民大学的复校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来,当人们谈到人民大学的恢复时,都不约而同地说:“没有小平的指示,就没有人民大学的恢复。”李先念、方毅、余秋里等也都很支持人民大学复校。
  人民大学的恢复,与郭影秋的奔走操劳也是分不开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郭影秋万分喜悦。他像重新获得了革命青春,又开始忘我地投入了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为恢复人民大学而殚精竭虑。首先他审时度势,于1977年忍着病痛召集了一部分原人民大学的教师和干部座谈复校问题。会后,他将大家的意见整理成要求复校的意见书,委托吴玉章老生前的秘书设法送到邓小平的家里。9月26日,邓小平阅读该信,批转教育部处理。
  此后不久,我们就听到了邓小平、李先念关于恢复人民大学的传闻。确切的消息是在1977年12月18日由教育部副部长李琦透露的。他在当天的全国研究生招生工作座谈会上说:“中国人民大学肯定要恢复,但工作不能等,复校前可以先招研究生。”出席座谈会的胡林昀把这一消息向郭影秋作了汇报。郭影秋当即委托胡林昀尽快把原人民大学各系、所的负责人召集起来,开个通报会,并商量落实工作。12月22日,各系负责人会议在北京西郊原校址举行,与会人员得知复校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激动万分。会后郭影秋要求抓紧进行复校的实际工作。
  1978年3月,中央责成成仿吾、郭影秋负责筹备人民大学的复校工作。邓小平委托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代表他到中央党校看望老校长成仿吾,转达要成仿吾主持人民大学恢复工作的意见。3月24日下午,刘西尧去积水潭医院,向住院的郭影秋传达了邓小平关于恢复人民大学的指示。
  3月26日,以成仿吾、郭影秋的名义形成了《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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