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上演前后
作者：张 颖
说到前线话剧团，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说是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话剧最终得以正式演出，和我还颇有点渊源。
首长意志决定创作的生存
1961年秋，也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后期，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随后又开了电影故事片座谈会。前后这两个会议，后来都被称为新侨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在思想上使广大作家得到一些解放，放下沉重的包袱；拿专业点的话来说是真正实现百花齐放，不用或少用些“打棍子”、“戴帽子”的做法，使文艺得到发展的广阔空间。
乘着新侨会议的东风，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同文化部，准备召开一个话剧、新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当时新电影不多，戏曲也受到很多限制，话剧等成为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重视，因此召开这样的一个全国性会议还是很有意义的。但当时由于食品匮乏，全国性会议必须得到国务院的特别批准，还不能在北京召开。大家认为要开成这个会还得我来筹办，因为我有可能直接找到周恩来总理批准这件事。我当然也乐于承担，于是打电话给童小鹏，他当时是总理办公室主任，可以安排我去见周总理。童小鹏非常热心，告诉我当天晚上在中南海紫光阁有舞会，有事情要找周总理可去那里找他。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南海内举办的舞会，这次只好硬着头皮去参加。我大约晚8点到了紫光阁，已经看到不少首长在那里了，有朱老总、少奇同志、周总理等近百人。我进了会场．就躲在一个角落坐下，等待机会找周总理请示开会的事。岂料不一会儿周总理倒发现我坐在角落里，提高嗓门叫我：从来没有在舞会上见到你呀，一定有事来找我吧!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走到他面前说，确实有事请示，然后就说出希望召开全国剧本创作会议的事情。周总理当时就表示，这是件好事呀，但不能在北京召开。正好主持中南局工作的陶铸也在舞会上，周总理立即招呼陶铸过来并跟他说，文化部门想要召开个创作会议，我看只有广东有这样的条件，可以招待一二百个作家去开会，你看如何?这就叫就食广东，你可得让他们吃好住好才行。陶铸哈哈大笑：这还有什么问题吗?难得有那么多名家到我们广东来啊!周总理当即介绍我和陶铸见面，说你以后就直接找陶铸吧!广州会议的召开就这样决定了。
大家都知道周总理处理工作特别具体而细心周到。有一天他把周扬、齐燕铭、林默涵三位部长，还加上我，叫到他办公室谈创作会议的事。他说既然要召开这个会，就一定要开得有意义，真正起到促进创作的目的。他指示我们一定先要做好调查研究，了解全国各地作家的创作情况，特别是思想问题、有关创作的思想负担等，并当场决定要派几个小组到东南、华南、东北、西北等地去了解情况。我当时分配到华东组去了解情况。
华东剧作家们主要集中在南京、上海和杭州三个大城市。去华东的只有我和凤子两人，我们都和这三个城市的作家比较熟悉。我们首先到南京，南京创作人员最集中的是前线话剧团，我们和作家兼团长沈西蒙，还有刘川、莫雁等人常有来往。我们一到南京就住到军区招待所里，第二天一七午我和凤子即见到沈西蒙。彼此都熟悉，我们就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并直接询问他前线话剧团有什么新的创作剧本和其他创作情况。当时我们还没有说广州会议的计划，他开始时也没有谈到什么创作情况，只作一般介绍。经我再三询问，他才神秘地对我说，他倒是写了个新剧本，但是写得不好，已经被军区政治部枪毙了。他这么一说，当时就引起了我很大注意，问他剧本是写什么内容，拿给我们看看。他却说剧本已被枪毙了，军区领导还让保密，所以也不好给你们看了。随后刘川说，其实剧本已经排练出来了，是审查时被否的。我们听后更感兴趣了。我对沈西蒙说，剧本给我们看看又有何妨!我们也会替你保密的，对什么人都不说，给我们看一晚上，明天就还给你总可以吧!这样沈西蒙才把两本稿子交给我们。
当晚我和凤子连夜把剧本看完，第二天清早我们就立即谈起沈西蒙的剧本来。这个剧本是根据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一篇真实报道为依据，并经过剧作家深入了解情况而改编创作的。剧本中突出的优点是写出了“南京路上好八连”中几个非常鲜活的人物形象，比如连长、班长、士兵和军属等，其中有的矛盾冲突也写得很生动。我们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好剧本。但为什么军区领导会禁演呢?我们找不到答案。
吃完早饭，我们就和沈西蒙见面并谈到剧本的问题。我问他军区领导禁掉这个剧本的理由是什么，并且还直率告诉他，我和凤子看完剧本，一致认为这是个值得称赞的好作品。沈西蒙告诉我们：主要问题在于所描写的军队干部和士兵都有缺陷，有几个人物还在部队进城后受到腐朽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变质了。这就给解放军的脸上抹了黑，歪曲了人民军队的正面形象。我们听后一时无话可说，但认为这样批评是不妥当的，更不应该把整个剧本否定了。我对沈西蒙说：解放军中的干部和士兵都可能存在缺点的，写出来又改正了不正是正面宣传了解放军的伟大形象吗?这是我们的看法，但如何修改，当然由你考虑。我建议他不要把剧组给拆散了，或许有希望能改好的。
我们在南京看到的这件事可说相当典型——首长意志决定创作的生存。我们到上海也了解到一些在领导创作上存在的类似问题，比如只能写正面人物，只能写解放后的题材，革命历史题材都不行，不给作家创作自由，而要出题作文章。回到北京以后，到各地区了解情况的小组专门向周总理作了情况汇报。当时因为沈西蒙要求我保密，所以关于《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情况我并没有当着许多人的面一起汇报。但在不久后有机会又见到周总理时，我特别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他听后感到既吃惊又可笑，特别把我带到陈毅副总理的办公室，给他讲了这件事，并开玩笑说：你管的部队真了不起呀，一个排长、班长都不能犯错误!他们两位当场议论开了，说要把南京这台话剧调到北京来演出，让大家都来欣赏评论一番。
1962年春天，广州会议开得很成功，参加会议的作家们都显得心情舒畅，十分兴奋，会后几年也确实创作出不少好作品。但由于当时领导部门对知识分子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会议精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达和执行。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广州会议倒成了“大黑会”，陈老总的精彩讲话也变成“大黑话”，成为他被揪斗的一大理由。
全国一片“虹”
《霓虹灯下的哨兵》在广州会议期间并没有议论，大概是到了1962年底，周总理和陈老总想起来了，又旧事重提，由解放军总政治部下令把前线话剧团调到北京专门演出《霓虹灯下的哨兵》一剧。记得大约在12月他们来到北京，经过短时间的排练，即在剧场试演出。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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