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博古批准我入党
作者：沈安娜
在国民参政会上初次见到博古
1935年1月，在我还未满20岁时，就和丈夫华明之(江苏无锡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起投身党的早期情报保卫组织——中央特科，由王学文直接领导。王学文派我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那时，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开始了九死一生的长征，留在南方八省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还在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他指示浙江省政府“清剿”我游击区。我从省主席和省保安处长主持的会议记录中，获取了当年(1935年)国民党反动派策划对我闽浙赣、皖浙赣和浙南地区反复“清剿”的军事情报，提供给了党组织。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我和华明之与上海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颠沛流离的战乱中，我们俩决定到武汉去找党。1938年5月，在武汉，我见到了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鲁自诚。鲁自诚此时由董必武单线联系，他及时向董老为我们俩作了政治证明，我们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终于接上了关系。随即中共长江局的领导人周恩来、董老亲自与我谈话，派遣我设法打人国民党中央党部。通过原国民党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的安排，我顺利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任速记员，以此为掩护，搜集情报。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召开。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朱家骅安排我参加此次会议的速记工作。我党方面的参政员应有7位，毛泽东因事请假，只有6位出席。在大会的速记席上，我兴奋地注视着我党6位领导人在会上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6人中，董老、吴玉章、林伯渠已年过半百，而王明、博古、邓颖超只有30来岁。老者儒雅沉稳，少者精明干练。其中4位，我此前已在八路军办事处见过。只有林伯渠、博古我是第一次见到，特别是博古，当时30刚出头，年轻帅气，高大挺拔，头发直立，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透着睿智和一点书卷气，给我的第一印象很深。但是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我必须掩饰自己的兴奋心情，当然更没有可能与他们直接接触。
博古不同意我去延安
1938年8月，我和华明之根据董老的指示到了重庆。10月，我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的工作中，得知国民党开始筹备五届五中全会，其中有反共的内容。我便在华明之的掩护下，趁着夜色，进了八路军办事处，指明要见董老。工作人员报告后，不一会儿，董老就出来了。他一边高兴地叫我“小速记”，一边招呼博古和王明也来听我汇报，还叫工作人员在街上买了些五香豆腐干、花生米。他们很有兴致地听我汇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组织机构和人事情况。当我汇报到国民党开始筹备五届五中全会，其中有反共内容时，董老和博古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的表情顿时警觉起来。董老说：“情况很重要，继续了解内幕，及时报告。”博古说：“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和保密啊!”
1938年12月，蒋介石从外地到了陪都重庆，立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简称“中常会”)。我担任此次中常会的速记。此后，我进一步获悉了即将提交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讨论的两个反共文件的草稿，当即将主要内容记在脑子里，准备向党组织汇报。也就在此时，由于我对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深，产生了思想波动。眼看国民党机关衙门里死气沉沉，而我党八路军办事处里却热气腾腾，于是产生了想去革命圣地延安的强烈愿望。怀着矛盾的心情，我又一次在华明之的掩护下，溜进了八路军办事处。这次接见我的是董老和博古。他们坐下后，认真听我的汇报。我首先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蒋介石如何主持中常会。虽然董老和博古不止一次与蒋介石正面交谈过，但是他们对蒋介石主持高层会议的内幕情况，还是听得很有兴趣。接着，我尽可能详细地复述了我看到的两个反共文件的内容。董老专注地听着；博古睁着大眼，不时提些问题，让我详细回答，以便能全面掌握。最后，他们对于我能在会议召开前和文件出台前就提供上述情报，表示赞扬。可我此时却全然不顾他们的称赞，急切地和盘托出我想去延安的想法，还说得振振有词。
博古听了，先是一愣，原本和善的眼神，带着微笑的嘴角，立刻变得严肃起来。他皱着眉，摇了摇头，首先表态，说了一串“不行”。董老也明确表态不赞成，他笑着说：“你去了延安，我们这里就没有小速记了!一会儿我们俩要开会去，这事以后再谈吧。”我顿时泄了气，两位领导都不同意，肯定去不成了。我闷闷不乐地回了家。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周恩来突然派人来找我去谈话。他和邓颖超大姐一起，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想去延安?”我很明白，这个“听说”，显然是听董老和博古说的，是领导们商量好了，来做我的思想工作。我既兴奋，又有点后悔，自己的幼稚打扰了领导。周恩来和邓颖超大姐循循善诱，给我上了一堂终生难忘的课。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可我心中却充满阳光。从此以后，我下定决心：一辈子坚守在党的隐蔽战线，绝不动摇。
博古领导我们做秘密情报工作
1939年1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博古任常委、组织部长。此时，国民党在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后，不断制造磨擦，破坏国共合作。为了保护打人敌内的我和华明之的安全，南方局党组织决定，改派早年在中央特科，有秘密工作经验，现身份较隐蔽的卢竞如大姐，来接替时任《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吴克坚，直接领导联系我们的秘密情报工作。卢大姐领导联系我们将近两年。过去，我们只知道卢大姐的领导人是“党组织”，她把情报交给了“党组织”。但具体领导人到底是谁，我们一直不知道。到20世纪80年代初，卢大姐在写回忆录时，道出了不少细节，我们这才知道，她当时受命于博古。博古将我们夫妇的政治情况、打入敌内的背景以及家庭地址，详详细细交代给卢大姐，指示她一定要仔细做好对我们的领导和联系工作，好好保护我们，以便我们能在敌内长期埋伏为党工作。
自此以后，卢大姐就打扮成女职员模样，根据我们家窗帘分合的暗号标记，来我们家“串门”。这期间多数情况下，由我获取国民党中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的会议讲话记录和机密文件原件，由华明之整编、密写、密藏，然后交给卢大姐。也有例外的情况，记得有一次，华明之在自己工作的单位——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电讯总队，密取到一份对我党有价值的绝密件，一大厚本，周末晚交给卢大姐。卢大姐带回红岩，当即由博古组织八路军办事处的有关同志，日夜抄写。周一早上华明之在上班前，悄悄将绝密件放回了保密柜，真有点神不知鬼不觉。这时我们的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屡屡受到党组织的鼓励。卢大姐80年代曾告诉我们，我们获取的各种情报，她都是单独交给博古，并向他直接请示汇报。她记得，博古看了我们提供的情报很高兴，连连说：“他们的材料不但有数量，而且有质量。”
与此同时，我也多次把蕴藏在心中已久的入党要求向卢大姐倾诉：我原是一个出生在封建世家、书香门第的青年学生，由于受反帝、反封建、爱国救亡思想的影响，向往革命，进入党的秘密情报战线后，一直受到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才逐渐成长起来的。我渴望能人党，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终于，在1939年中秋节前后的一个晚上，卢大姐如约来我们家接头时，兴奋地告诉我：“党组织决定吸纳你为共产党员，我是介绍人，博古同志批准同意了!”我激动得泪流满面，与卢大姐紧紧拥抱在一起。随即，卢大姐郑重地转达了博古对我的嘱咐：“要始终对党坚贞不渝!”
1940年2月，我们的女儿出生了。一天夜晚，卢大姐抱了一大包婴儿用品，有小衣服、鞋帽和丝绸斗篷等，来家里看望我们，使我和华明之深深感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后来卢大姐告诉我们，她买婴儿用品前，事先请示了博古。博古表示同意，说：“你去办，我来签。”后来，买婴儿用品的发票，就是博古签了，在财务报销的。
博古当年领导秘密情报工作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博古在南方局长期负责组织工作，还曾代理南方局书记，审批我这样一名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年轻战士的入党问题，实在不过是他工作中的一个小点。但他“始终对党坚贞不渝”的嘱咐，我们一直牢记在心。现在回想起来，这对我们后来坚持战斗在敌人心脏，实在是至关重要。特别是1942年，南方局派来接替卢大姐领导联系我们工作的徐仲航，不幸被捕入狱时，我们直接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面临名利和地位的考验。那时，博古“始终对党坚贞不渝”的嘱咐，以及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的教导，一直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顶梁柱”。我和华明之持续为党提供情报，直到1949年。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几年，我才逐渐了解了博古。他的一生是短暂而伟大的，有辉煌、有挫折、有壮烈。不论是追求真理，还是修正错误，他都始终对党坚贞不渝。撰写此文，算是对他的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