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荣耀与磨难：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
作者：佚名
情况，因为最后是他拍板发射。他就拿名单来看，非常亲切地问你哪儿人什么学校等等。看到名单上我的名字，他就问我梁思成是你什么人?我说梁思成是我大哥，周总理说那你父亲就是梁启超了，而且对我还看了一看。接着说，你很像你父亲，年轻的时候我听过你父亲的报告。后来我才知道，周总理在南开中学的瑞廷礼堂听过我父亲的演讲，而且还做了很详细的笔记，就登在南开的校刊上。一直到现在，南开还保留了那份校刊。父亲对一代人都有影响。
梁启超去世后，家里的生活全由梁思礼的母亲王桂荃维持，在后人的评价中，王桂荃的一生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性。
记者：再给我们谈谈您的母亲，实际上父亲对您的影响，应该说更多是通过您母亲传递的。
梁思礼：实际上我母亲出身很苦，几岁就做了丫鬟，后来是我大母亲李夫人的丫鬟，再后来就跟我父亲结婚做妾了。可是她很聪明，可以看书看报甚至写文章写信什么的，全是父亲教她的，她的名字也是父亲起的。实际上我们整个家庭环境的融洽跟她的忍耐心、包容心和爱心是分不开的，所以我的兄弟姐妹像思成、思庄，虽然是李夫人生的，可是都像我母亲亲生的一样，对她非常尊敬、非常爱护。我对我父亲的认识，我接受的教育，也是通过我母亲间接传达的。
我母亲站在那儿，已经白发苍苍，
她伸开两只手臂来欢迎我，
正像我们祖国欢迎我一样
小学毕业后，梁思礼考入南开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开中学南迁，他又转入耀华中学。1941年，梁思礼高中毕业后，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但是母亲还是想办法。通过朋友为他争取到赴美国留学的机会。但就在他到达美国后的两周，珍珠港事件爆发。时局的巨变使梁思礼失去与母亲的联系。
记者：您父亲去世以后，家里生活的担子全落在母亲身上了?
梁思礼：对，父亲在世的时候，他在学校讲课、写文章，还有稿费什么的。父亲是比较廉洁的，袁世凯曾经给他20万大洋要阻止他发表一篇倒袁的文章，结果他拒绝了。
虽然父亲并不是很阔，可生活还是很好的，但他去世以后家庭生活就比较困难了。我们就靠一些稿费，还有股票，后来股票也不值钱，母亲把老楼卖了，新楼的一部分租了出去。包括我留学的问题，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是没法供我出国的，最后是母亲的好朋友丁大夫，给我搞了一个赴美的全额奖学金，学费食宿全管，交通费和其他生活费还得自己掏。后来丁大夫就凑了400美元给我。我在1941年从上海出发到美国。到美国几个星期后就发生了珍珠港事件，我跟家里断绝了所有联系。400美元，路费用了200多，就剩了100多美元，那时我还没满18岁。
从18岁以后，我就一直独立生活了。
记者：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怎么办?
梁思礼：我那会儿在学校当侍者，端盘子，洗碟子洗碗。后来第二个暑假因为我学会游泳了，就当救生员。总之就是全靠自己。原来第一个学校我去的是卡尔顿学院，可是当时那里没有工科，我又想工业救国，想学工程，所以后来我就转学了。
记者：在美国的华侨当中，您父亲应该还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那个时候大家知不知道您就是梁启超的儿子?
梁思礼：我很少在别人面前谈这些事，觉得没必要，因为我总感觉我是我自己。
在美国，梁思礼主修无线电，以后又学自动控制。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到1949年，新中国将要成立的消息，让梁思礼归心似箭。离开母亲已经8年了，他要回家。
梁思礼：那会儿留美科协的工作就是动员我们回国，因为当时新中国要成立，局势比较明朗了，我也是留美科协的成员，也鼓励大家回国，当然自己也要以身作则。那年6月，我拿到了博士学位，9月离开美国。回来快到香港的时候，我们预感大概十一会有什么大活动，所以在那几天就用无线电听，结果就知道新中国成立了，也知道国旗是五星红旗。可是我们不知道五星红旗到底是什么样，所以我们就拿出一块红布来，然后把那个大的红五星放在布的中央，四个小的红五星放在四角。然后，我们就在我们心目中的五星红旗下，开了一个热烈的庆祝会。
记者：当时您母亲来接您了吗?
梁思礼：对，到天津码头的时候，我就看见我母亲站在那儿，已经白发苍苍，她伸开两只手臂来欢迎我，正像我们祖国欢迎我一样。
我母亲也确实有一大笔钱。
所以最后我自己都说不清了，
就剃先头准备去劳改了
回国后，梁思礼参加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建设。这期间，母亲也卖掉了天津的老房子，搬到北京和他一起生活。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有人揭发，说他在广播电台的建设中有经济问题，于是他被隔离审查了。
梁思礼：原来我是学无线电的，和自动控制是一脉相传，所以我的博士学位是自动控制的。刚回国时，自动控制还无用武之地，我就被介绍到邮电部工作，当时邮电部跟广播事业局还在一块儿。那会儿只要能回国，给我什么事我就去做，不挑剔什么专业。当时国家就叫我搞天线。我原来学过天线，可钻得不深，就是现学。另外正好当时要建国际广播电台，就是建设发射台和接收台。一个组长和我，去搞这两个电台的建设。从设计画图，到采购，到加工，一直到最后建成，投试，基本全都是我们两个人做的，最后大概1952年建成。
记者：您好像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了一段委屈。那个印象深吗?
梁思礼：当时我到湖南土改，斗地主正斗得紧张的时候，突然调我回来了，邮电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诤找我谈，叫我交代问题。我说我没有问题要交代。后来我就被关了禁闭，在一个办公室的地上搁了铺盖卷。白天提问，晚上反省，还写材料，后来又搞“车轮战”，就说我有什么经济问题。
记者：您自己心里其实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梁思礼：不太知道。那时候白天晚上睡不了觉，所以到后来我就招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逼供信”。第二天早上我一想不对劲，不是那么回事，我不能那么说，就翻供，翻供了他们就说我态度不好，又批评我。事实上怎么回事呢?跟我母亲有关系。我回国以后，经济上好转了一些，就把身边的美元全都给我母亲，然后在她那儿吃饭睡觉什么的。我母亲呢，正好在天津也觉得闷，我们兄弟姐妹不是全到北京了嘛，所以她就把天津的房子统统卖掉，然后在北京单买了房子。另外剩下相当一笔钱，这笔钱很多，但那是她的钱。当时和我们打交道的那些商人，“三反”、“五反”的时候就胡咬，结果到最后就牵涉到她了。
记者：他们认为您有不义之财?
梁思礼：他们以为我受贿了，而且我母亲也确实有一大笔钱。所以最后我自己都说不清了，就剃光头准备去劳改了。
记者：您能接受吗?
梁思礼：我在心理上是一种很难说的味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