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在粟裕身工作的十四年

作者:鞠 开

查看。
  1948年10月31日,粟裕又提出一个重大建议。他认为,淮海战役是中野和华野联合作战,这种大规模的战役,两大野战军不能很好地协调统一是不行的。为了统一行动,保证淮海战役的胜利,他向毛泽东建议,华野归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他的这个建议11月1日就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经过半个月的酝酿,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粟裕不仅有战略全局观点,而且思想境界是很高的,作为16个纵队36万大军的统帅,如果有私心杂念,是不会主动提出这个建议的。
  担子拣重的挑,这是粟裕的一贯思想,也是这样去做的。在他的戎马一生中,要算挑淮海战役这副担子最重。淮海战役是分三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歼灭黄伯韬兵团5个军12万人的任务交华野承担了。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的任务虽然交给中野承担,但华野还派了5个纵队参战。到了第三阶段,杜聿明集团30万人被华野包围了,其担子沉重可想而知。
  有人认为,淮海战役到了第二阶段华野的担子轻了,中野的担子重了。从形式上看是这样,而实质上并不是如此,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可以说是粟裕战争生涯中最紧张的时期之一。粟裕自己说,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它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不把黄维兵团解决,让他和杜聿明集团靠拢,再让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同杜聿明集团靠拢,形成一个大坨坨,这个事情就不好办了。华野5个纵队钳制、阻击了敌人一个“剿总”指挥部、5个兵团,兵力约40余万人,距主攻战场最近只有五六十公里,其对全局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再加上华野在几个方向作战,情况复杂多变,特别是徐州的敌人全力突围,作战方式立即由钳制、阻击转换为追击、合围,这些都大大加重了指挥员临机处置的难度。因此他感到紧张,为此曾七天七夜都没有睡觉,躺在行军床上指挥战斗。直到把黄维兵团解决了,他才松了一口气。
  为了保证淮海战役的胜利,在60多个日日夜夜里,粟裕没有好好地休息过。尤其是在战役最紧张的第二阶段,他日夜守候在电话机旁,注视着战场敌情的随时变化,设想着临机处置的方案。电话铃不断地响,他一个接一个地同对方讲话,声音都嘶哑了。有时,快天明时,我们去送电报,他还在思考问题、起草电文。医生给他买了一个简陋的“健脑器”,是铝制的,头发热了,就把它戴在头上可以帮助头部散散热,但这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当时,正值严冬,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然而,他的头部却紧张得又烫又痛,他总是不言不语地一次又一次用冷水浇浇头,有时,索性用冷水打湿毛巾把头扎起来。身边工作人员见他满脸通红,太阳穴的筋鼓了起来,知道他血压高了,医生过来一量,高压已到260毫米汞柱,低压已到150毫米汞柱了,从来没有这么高过,把大家吓了一跳。在最紧张的第二阶段,他的美尼尔氏综合症复发,不得不带病躺在床上指挥作战,直到赢得整个战役的最后胜利。战役结束后,这个病大发作起来,他连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也没有能够参加。那时,我还不懂得这些病痛。有一次,我问他:“首长,你头痛是个什么感觉?”他说:“啊呀,不好受,头昏目眩,恶心呕吐,每根头发好像钢针往里扎,手碰都不敢碰。”
  
  两个司令
  
  粟裕战功赫赫,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异常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他对地位、名利、荣誉、权力一向不感兴趣,看得淡如水。他曾对我们说:“我之所以能对革命作出贡献,是毛主席、中央军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各野战军配合的结果,是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援的结果,我个人就是‘沧海之一粟’。”
  粟裕“两让司令”(1945年,他坚持张鼎丞任华中军区司令员,自己任副司令员;1948年,他坚持陈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自己任代司令员兼代政委),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在军内、党内、民间传为佳话,成为美谈。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他深层次的考虑。为什么这么说呢?粟裕曾对夫人楚青说过:我让司令是为了作战指挥上的便利。粟裕认为,战争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作为军事指挥员,战前一方面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另一方面,又不能过于谨慎,不敢用奇兵,否则是打不了胜仗的。这就要求在指挥上一定要做到令行禁止。但是从客观上来讲,由于粟裕相对年轻、资历浅,作战指挥方面不便利的问题的确是有的。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的时候,粟裕对山东部队的情况不熟悉,对山东干部的情况不熟悉,山东老区干部中的老资格又多,战役指挥中会不会遇到一些阻力,他是有想法的。在山东部队中就出现过不服从命令的问题。有一位纵队司令员,因为抗上,不坚决执行命令,仗没有打好,造成部队很大伤亡。打济南战役前,曲阜会议上,毛泽东来电报撤他的职,他痛哭流涕地检讨,请求给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饶漱石、粟裕、谭震林保了他,联名发电报给毛泽东,请求给他一个机会,毛泽东采纳了,才未撤他的职。这位纵队司令员的书面检讨,粟裕批示长期保存,以作为教训。当然,这位纵队司令员检讨还是算数的,没有开空头支票,在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中表现很好,尤其在淮海战役中,其所部担任阻援任务,打得非常出色。
  另一个例子,孟良崮战役前,粟裕下令调整部队的部署时,某纵队司令员对部署有意见,就显得不耐烦,在电话里同粟裕不服气地争辩,说什么你们在上面只会动嘴皮子,不知道下面的苦楚。陈毅和谭震林当时正好在旁边,陈毅听到话筒里对方说话声音很大,感到情况不妙,马上从粟裕手中接过电话,同对方说:怎么?粟裕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我们是经过研究决定的,你们就不要再讲什么价钱了。经过陈毅电话中这么几句话一说,对方马上就不吭声了,发生的问题也就解决了。陈毅很了解粟裕工作中遇到的苦衷,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总是全力无保留地支持他。
  随着一个个战役的不断胜利,粟裕的威望也就越来越高了。尽管如此,粟裕的思想顾虑还是有的。他不是怕谁不听他的指挥,有碍他面子上过不去,他是考虑到战役指挥中会经常“卡壳”或打折扣的事情,对战役胜利进程会有不利影响。因此。粟裕还是不愿意和陈毅分开,“让司令”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1955年授衔时,毛泽东说过“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的话。近年来有的文章说,这是指粟裕,如此张冠李戴,在社会上流传很广,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根据毛泽东对粟裕评衔的态度,可以肯定他指的不是粟裕,而是指有些闹军衔的人。当时,确实有人闹军衔。有的评了大校不满意,要少将;有的评了少将不满意,要中将;有的嫌军衔低,拒绝接受组织上授给他的军衔,军装也不穿,军衔也不戴。但是粟裕对评大将军衔根本不存在不满意,这是我明确知道的。记得当时有一天,我看到党内的一份材料上,党外高层民主人士邵力子说粟裕应该评元帅的信息后,当面报

[1]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