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抗战初期何逑与中共高层的交往
作者：何世庸
父亲是个抗战派
我父亲何遂是个民族意识很强的人。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护法斗争，1924年参与了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发动的“北京政变”，成为国民军第三军参谋长兼第四师师长(第三师师长是杨虎城)。1929年末，他辞去黄埔军校“代校务”(代校长、副校长主持校务)后，闲居北平。1931年初，应杨虎城邀请，他当了十七路军总参议。那年夏天，他到日本考察，回到北平对家人和朋友说，中日难免一战，日本人首先想在东北挑起事端。
九一八事变激起父亲民族意识的大爆发，他四处奔走联络抗日。1932年1月初，他与朱庆澜正式组建了“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朱庆澜任会长，他任副会长兼主任干事。“后援会”成立会议是在北平察院胡同我家住宅召开的，我家从此成为“后援会”活动的中心。经常往来的“后援会”要员，除我熟悉的朱庆澜伯伯，还有高仁绂、严宽、王化一、何绍南、查良钊、刘竹波等。“后援会”向国内外发出抗战号召，募集捐款、物资。父亲还代表“后援会”到热河，敦促汤玉麟整军抗日。
1931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父亲为立法委员，1932年6月又任命他为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父亲没有放下在北方支持东北义勇军的活动，而是把这一活动带到南京、上海。他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毁家纾难的启事，称“国难日亟，抗日救国之士，喋血疆场，忠勇可佩。遂报国有心，输财无力，兹将家存古物及拙作字画等，悉数运沪粤等处，展览公卖，以助军实”。首批运至上海的文物2350件，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著名学者叶恭绰、傅斯年等亲往参观。叶恭绰认为，公开标卖恐流失国外。经叶恭绰与傅斯年撮合，由南京中央研究院收藏部分展品，酌付奖酬4万银元，父亲悉数捐给了“后援会”。
我是父亲的长子，他对我比较关注。我那时很积极地投入到风起云涌的学生抗日活动中，常常带着两个弟弟去参加游行、集会。父亲笑我只会空喊口号，说他干的才是实事。我乘机要求参加“后援会”的工作。1932年隆冬，父亲终于让我随“后援会”骨干王兰田，陪同从南京来的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纪亮为首的“中央慰问团”赴热河前线慰问抗日义勇军。代表团成员20余人，另有一批新闻记者及学生代表随行，其中就有范希天(后改名范长江，时为北大学生)。这次慰问活动，从承德出发后，沿路慰问了冯占海、宫可法部，在开鲁遭遇日机轰炸，许多居民被炸得血肉横飞，曝尸街头，我用携带的小电影机把所见情景拍成了短片。
父亲和我在热河期间，某日白天，突然有多名持长短枪的黑衣大汉闯入察院胡同我家，将全家老小和侍从驱赶到后院一间屋里，声言抢劫，逼我母亲交出钱财。这些人在翻箱倒柜后，仅取走苏俄代表团赠送的水晶烟盘等少量物品，人也没有受伤。父亲闻讯返平，心知此举决非一般抢劫，可能是北平当局对自己的某种警示。但他除了在家里增加保镖外，并未退缩自保。
1933年初，热河形势紧张。父亲代表孙科再次赴热河敦促汤玉麟奋起抗战。父亲还向蒋介石请缨杀敌，被任命为驻热河的五十五军军长。父亲刚到任即逢日军大举进攻，汤玉麟望风而逃，父亲率部仓促应战，在赤峰、围场遭遇重创后，率余部转移到察哈尔的沽源。五十五军的基干是原东北义勇军冯占海、宫可法的旧部，虽然装备、训练都较差，但由于有义勇军的渊源，颇受各方注目。父亲在沽源，一面受冯玉祥、方振武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影响，一面又受蒋介石的限令，军队内部又和副军长严武(何应钦的把兄弟)矛盾日深。所以这年秋天，他辞去了五十五军军职。
在他画的一幅画上，题了这样一首诗：
新亭涕泪终何补，往事难为挥尘谈。
无那长空归雁急，劳人风雨又江南。
诗后写道：1933年登高之作。是年春，张学良不合作，卸东北义军事归。
1934年，父亲卖掉北京的房产，举家迁往南京。当时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是孙科，孙科对既是老同盟会会员又交游广阔的父亲相当青睐，父亲一时成为南京政坛太子系的红人。
中共中央代表走进我家
1936年夏，我从南京中央军校第10期毕业，即到驻河北邢台的三十二军军部通信大队当了准尉见习官。这年年底，国民党军事训练总监部主办的军官外国语文补习所招收学员，父亲请三十二军军长商震保送我去。商震开出的保送公函上把我从准尉提升为中尉。我在1937年1月回到南京家中。
父亲告诉我，不久前，西安事变刚发生时，宋美龄曾让林蔚(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曾是父亲的学生)来找过他，要求他到西安去，利用他与杨虎城的关系，设法营救蒋介石。宋美龄表示，对方有什么条件都可以商量。父亲答应担负这个任务，并已确定由沈德燮安排专机，但他内心认为蒋介石是活不成的。后来事情急转直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这对父亲触动很大。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愿意拥护蒋介石的领导，父亲认为，这真是从民族大义出发，又富有政治远见。
1937年上半年，在日本全面侵华山雨欲来的背景下，国民党的政策有了重大调整。5月末6月初，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南京，国民党方面负责接待的是父亲的好友张冲。在张冲的安排下，父亲见到了周恩来、博古等代表团成员。对于这次见面父亲非常兴奋，回家后对我说，周恩来称赞他和冯玉祥、孙岳等一起策划打倒曹锟，电迎孙中山先生北上议政的行动是“进步之举”；赞扬他支持东北义勇军和坚决抗日的主张，希望他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与孙科的关系。为团结抗日救亡多做贡献。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南京的政治氛围也有了清新的改观。这时期，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曾多次到普陀路我家来访，并与父亲互有宴请。
当时，一个国民政府官员在家里接待共产党的代表，还是件不寻常的事情。对此，我与同在军官外语补习所学习的二弟何世平都十分关注。尽管我俩都参加过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也知道一些中国共产党的简况，但对真正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其领导人，仍然怀着忐忑的敬仰又充满好奇心。我和二弟在他们每次来访时都尽量守在旁边，生怕漏掉什么事情。我们怎么也没想到叶剑英竟是那样一位学识渊博、谈笑风生、潇洒而平易的人。叶剑英对我们两兄弟特别亲切，问长问短，他听说我们参加过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十分高兴，鼓励我们投身到抗日民族解放事业中去。
有一天，叶剑英和李克农来到我家，坦率地对父亲说，中共代表团的警卫人员缺少武器，而环境是有危险的，希望父亲帮助解决。父亲当即答应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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