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抗日战争史研究与中国社会进步
作者：汪文庆
走上抗日战争史研究之路
我真正开始从事抗日战争史研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了。当时，中央档案馆有限度地对外开放，有关单位通过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文彬批准，可以派干部进去看档案。政治学院是军队的大单位，大概批了五六个人可以去看档案，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看的主要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献，现在基本上都收入了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但那个时候是相当机密的，社会上基本看不到。你提到的我的那本书，就是在看这些资料基础上写成的。
至于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明显，当时受政治环境影响太大了，主要是两点：一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共两党还处在敌对状态，我们当时的方针是要“解放台湾”。因此，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阵线分明，就好讲。抗日战争时期国共既合作又斗争，就不好讲。当时十分强调历史为政治服务，你肯定不能为国民党讲好话，对吧?二是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我刚入学就碰到了反右派运动，此后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为纲”，什么事都是“斗”字当头，历史研究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影响也很大，当时就讲抗日战争时期党内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
结果全国抗战变成了“半边”抗战，正面战场没有了，国共合作没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变成了只有斗争、没有联合的空洞口号，军事斗争的主要内容也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磨擦”作战，而不是对日军的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奠定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当时，中央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对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刚才讲了，中央档案馆当时有限度地对外开放，大家最有兴趣的一个题目就是1936年至1937年国共早期谈判。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些同志，比如李良志、杨圣清、李海文、李坤利用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写了几篇有史料内容的文章发表，对抗战史研究很有推动。但是，总的来说，1985年以前，档案资料还基本没有向社会开放，能够根据第一手资料写文章的学者还是极少数。因此，这一时期抗战史研究的成果从数量上来讲不多，质量上成熟的更少。
198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单位对抗日战争馆的陈列进行了改版，反映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全貌，对国民政府和军队在抗战中的作用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性的社会效应。但是不久，中央有关主管领导同志对此进行了批评。我们还接到上级指示，要求对这种思想观点进行清理。因为研究抗战史的人大部分持有同样观点，当然这件事很快不了了之。1985年9月3日，彭真代表党中央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大会上讲话，对国共合作抗日作了明确的表述，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并再次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这可以说给国共合作抗日定了调子。革命军事博物馆郭雄等编写了一本小册子——《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公开发表，这是国内学术界第一次公开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作较为全面的评价。我的第一本书不久也出版了，专门辟有两章，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前、中、后三个阶段主要的作战情况，从抗日战争全史的角度，作了一个比较肯定性的评价。
这一时期，随着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学术研究的环境宽松了，同时也为纠正过度夸大党内“路线斗争”的虚妄之词，科学阐述共产党的抗战战略方针创造了条件。战争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具体来讲，主要是以下三点：一是突破了过去长期封闭的国共关系格局，国共共同抗战的基本思路确定了。至于讲抗日战争是以共产党为主，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对国共关系的评价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各种说法都有，有的不好公开讲，但私底下有议论。二是开始纠正过度夸大“路线斗争”的虚妄之词，对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重新评价。三是在研究指导思想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研究历史资料，全面解读历史，这成为大家的共识。取得这个共识不容易，没有几年时间的磨合，没有好的政治社会环境是不可能的。
改革开放以后，对上述问题进行再评价是抗日战争研究拨乱反正最重要的方面。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以说从那时起一直持续到现在。
中共中央党校等单位利用档案史料对洛川会议、十二月会议、三月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等抗战初期中共中央的几次重要会议进行了研究，基本认定抗战初期党内在政治方针和军事战略方面存在着若干不同的认识和意见，但不存在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我认为，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领导者，对一个问题认识的角度、侧重点有不同这是常见的，不足为奇。毛泽东等当时在延安，主要考虑党的全局战略，尤其是中共怎样发展壮大，比较强调独立的敌后游击战争。而周恩来、彭德怀等在前线，当时正和国民党合作抗战，对如何配合国民党进行运动战考虑得多一点，是完全正常的，而且在华北抗战初期，八路军在配合正面防御作战时运动战的战机还是不少的，因此不能动辄就是“路线”问题论事。但是，对长江局在抗战初期有没有一条王明路线，这在当时还有不同看法。因此，尽管王明是党内十分有争议的敏感人物，在研究中还是不能绕开他。通过研究，学术界基本上达成一致意见，王明回国以后，的确接受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在敌后的发展，重视上层统一战线，轻视发动群众，发表了一系列右倾错误言论，在政策方针上是有一些问题的。周总理、董(必武)老、叶(剑英)帅都曾在长江局工作，抗战初期，长江局有很大成绩，当然也有错误，但不能笼统断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
百团大战的问题，从华北工作座谈会开始，争论了很多年，庐山会议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更被批得一塌糊涂，说是给国民党、蒋介石抬轿子。1979年，军事指挥学院的蒋杰，在院长萧克的支持下，发表《百团大战问题的探讨》一文，开了重评百团大战的先河。现在学术界对百团大战也还有一些不同看法，但基本上肯定了。
皖南事变的再评价影响也很大，一度很热闹。传统观点把皖南事变的主要责任归咎于项英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说皖南事变，主要是批项英。1980年，我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了《皖南事变》一文，这是改革开放后对皖南事变研究比较早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把皖南事变的过程说得比较清楚，但那时候还没有为项英平反，文章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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