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我当中央委员有感
作者：王 蒙
我自1982年秋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在两次党代会之间开过一次党的代表会议，此会上我当选为中央委员。1987年秋，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至1992年届满。前后参加中委活动十年。
每年召开全体会议一次，都在秋天，在京西宾馆。这个宾馆有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会议室，用来开会比较方便。
每次会议都有一个主题，通过一个文件一个公报，至少是一个公报。会前，文件草稿会在不同的范围内征求意见。我的印象中，研究并决定过城市改革问题、整顿党的组织问题、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加强党与群众联系的问题，可能还有农村工作问题等。
每次会议上，我都看到许多领导人物，实权人物，知名人物，权威人物。例如中央领导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各省的省委书记，各部部长，军队的三总部领导，海陆空三军司令、政委，少数民族领导，还有例如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吴蔚然这样的医生，胡绳这样的理论家，吴祖强这样的作曲家，邢燕子、陈福汉(毛泽东号机车司机)、郭凤莲这样的工农杰出人物，华国锋、汪东兴这样的有过不寻常的经历的人物。我一方面感到一些拘谨，感到诚惶诚恐，心想我这么一个爱开玩笑爱闲言碎语相当情绪化乃至生活上说话上不无散漫的人，一下子进入这个庄严的机构，谈的是这样严肃的不可儿戏不可轻忽的话题，真够我呛。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心存惊叹，党可真有两下子，天南海北，党政军企，身经百战的虎将，运筹帷幄的官员，各有绝门的专家，各色头面人物，土的土，洋的洋，文的文，武的武，汉满蒙回藏苗瑶……堪称网罗殆尽，尽善尽美，硬使几百万几千万各不相同的人物拧成一股绳，使成一股劲，团结起方方面面，管理住东西南北，步调基本一致，说贯彻就贯彻，说制止就制止，说转弯就转弯，办成一件大事又一件大事，错误也没有少犯，犯完了改过来再干，仍然是说嘛算嘛，指东绝不打西，毫不含糊。究竟什么人才干得成这样的大事啊!
而且它招来了多少咒骂、嘲笑、轻视、侮辱、孤立、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决心与部署与行动，它又触动了得罪了毁灭了多少人的幻想、理念、美梦、价值崇拜、既得利益……成了多少人的切齿痛恨的对象。同时却又受到多少人的赞扬、歌颂、服膺、拥戴、跟随包括投机与利用……这才是真正的事业，这才是真正的男子的壮举!
有许多相对高龄的领导同志，他们喜欢穿中山服，布底鞋，走小碎步。但是邓小平永远是迈着大步，挺着胸，虽然他个子不高。我想起我曾以国际交流协会的名义宴请过日本女演员中野良子，她在影片《追捕》中饰演真由美。她不但称赞而且模仿邓小平走路的样子，她说邓走起路来挺着胸，很有气度。我想这与邓的部队工作经历有关吧。中野良子很关注社会与政治，她访华的时候拿着前首相福田赳夫的推介信件。她后来与白桦也颇有往来。
在1983年讨论城市经济改革问题时，有一位党内的理论家在小组会上提出，说是领导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样一个判断从马恩著作的原文上找不到依据。他的这个说法没有什么人置理。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位有高级别的理论家会说出这样天真的话。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难道只有马恩著作才是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早就讲过，学马克思，是要有的放矢的，马恩原文是箭，中国实情才是靶子。那么，原文，只是一个起点，一个契机，结合中国实际运用成功，才算是掌握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自己没有说过要什么紧?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发展了，运用了，成功了，有效了，总结出来了，认可了；这样的理沦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再说白一点，马克思没有说过，但是已经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反复证明，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概括，一句话，是毛泽东说过或邓小平说过了，大家赞成，也确实符合实际，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相反，即使马克思说过的话，经过中国的实践检验，证明已经失去时效了，为我党所搁置不用了的，也不能算马克思主义。
头几年开会期间，我们这些行政级别不高的人，是两人住一间屋，我一直与北京来的陈福汉一间屋，此人极好，温良恭俭，谦虚谨慎，时任市总工会副主席。还有一位姓名与我接近、又都是沧州同乡的部队同志王猛，曾任三十八军政委、国家体委主任，时任广州军区政委。他是沧州盐山人，我是南皮人。按姓氏笔画，我们常坐在一起，有时难免说几句闲话。我说我去正定大佛寺，被称作“王政委”，他说他去什么什么地方，被问有什么新作。他告诉过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席党的十次代表大会的情况，由于保密严格，闹得家属不知就里，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吓得不轻，开完全会才放下了一颗心。这么比，我参加的中委会就相当轻松了。我常常看到在小卖部前人们聊天，包括有些特殊经历的人也在那里说说笑笑。晚餐后的电影放映与歌舞表演也都很放松愉快。
吃饭四个人一小桌，伙食清淡朴素，但很干净精致，色泽明亮。小花卷做得好看。吃饭的时候也都谨言慎行，没有大声谈笑。相互高声叫唤的也没有。有时晚餐还供应酸奶，你需要索取才会送来。啤酒饮料要自己花现钱购买。我曾给一位后来成了国家领导人而当时还只是候补委员的同志买啤酒，并被称作“先富起来”的人。喝茶的情况记不清了，反正胡耀邦主持工作时，去中南海勤政殿列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只供白开水，龙井茶摆在那里，一小包五角钱。有一次我忘了带钱，便只喝白水，艾知生(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看到后笑道：“没有带钱吧，我给你……”这才喝上了茶。
过晚11点以后有夜宵，我只去吃过一次，其中的酸奶与阳春面比较吸引人。
香港出版过一些侈谈大陆政治“秘闻”的书。一看它写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的细节，就知道是生编硬造的了。
当然，谈大的政治问题也不免有些套话。如说听了领导人的讲话，则都说是“受到鼓舞，受到教育”，对于重要决策，则说“非常重要，非常及时”。联系到实际工作，则各有千秋。通过参加讨论，例如对于拐卖人口问题、政企分开问题、文物盗窃问题、计划生育问题、就业问题、粮食问题……我增加了许多知识，学会用更务实的态度考虑许多事。我还听到过一位担任过省市委书记的老同志讲，他几十年来的工作经验说明，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文化低、教育程度差，工农如此，干部也是如此，甚至知识分子圈里，也缺少应有的文化素质与文化培训，这样，制定政策与贯彻政策之间，提出目标与实践目标之间，说的与做的之间，常有差距。他讲得我很受触动。
这段时间，每次全会结束时，都有邓小平与陈云两位领导人的讲话，他们是真的做到了提纲挈领，要言不烦，一语中的，令人回味。通过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议后，小平同志显得很兴奋，他即席说了一句：“这是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意)他还在中顾委的全体会议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