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黄镇在文化部平反冤假错案
作者：范中汇 刘海风
亲自动手抓典型
黄镇到文化部任职后，于1978年1月5日召开的第一次干部大会上，在部署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同时，特别强调指出：“在‘四人帮’及其亲信、党羽于会泳等称王称霸时，有一大批同志受到他们的残酷迫害和严重摧残，在运动中，要抓紧进行调查研究，凡属假案，必须昭雪；凡属错案，必须平反；所有疑案，都要实事求是地甄别，搞错了的就坚决平反。”
在4月4日举行的文化部揭批“四人帮”万人大会上，黄镇公开宣布为被“四人帮”迫害的张海默、罗静予、王昆、齐致翔、杨秉荪等同志平反，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发展，也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加速进行。
文化部系统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遗留了不少冤假错案，如反右斗争扩大化造成的错划右派问题，尤其是文化艺术界，受害最深，打击面甚广。从1977年12月到1978年8月清查“四人帮”工作基本结束，新成立的文化部党组提出需要复查的林彪、“四人帮”集团制造的冤、假、错案，1957年反右时错划的右派，以及其他需要复查的案件，共有2900余件，其中不少案件在全国都是有影响的。在文化部系统1.1万余人中，平均大约4个人中就有1个人涉及。问题是相当严重的。黄镇说：“这些问题不解决，不彻底地解决，就是不安定团结的因素。党的政策如不能在这些同志身上落实，一些疙瘩不解开，文艺界的积极性怎么能很好地调动起来?文艺工作要搞上去，就很难实现，就要影响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在黄镇和部党组的积极而踏实、细致的工作下，从1978年初到1980年底的3年中，涉及人的冤、假、错案，共核实和复查了2882件“文化大革命”及以前遗留的案件，其中复查纠正了414个错划右派。对于上级移交来的原中央专案办搞的有关文艺界的30多起案件，以及包括15名部级干部案件，也都一一作了复查处理。
黄镇始终把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作为大事来抓，深入实际，亲自做调查研究。他在处理群众来信和接待来访中，对于提出要求申诉的案件，他都及时批转给部落实政策办公室调查处理。他还有意识地抓了几个典型，以推动整个落实政策工作的进行。他对遭受过迫害、不公正对待的同志充满了同情。当他在一次会上听到汇报“四人帮”的打手们在聚光灯的强烈照射下将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电影艺术家张海默活活打死的罪行时，气愤得两眼通红，心疼得直掉眼泪。他明确指示，一定要把这个案子作为典型，在大会上公开为张海默平反昭雪。
1978年4月15日上午，中央芭蕾舞团的编导陈敏凡，按约定的时间来见黄镇，为她本人和她的丈夫田庄被错划为右派的冤情申诉。她说：她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49年14岁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文艺工作。50年代初转业到中央电影局，在艺委会做行政工作，并兼任著名电影导演蔡楚生的秘书。后来，她与《电影创作》(后改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部)的编辑田庄相爱结婚。田庄从小在其姑父瞿白音(著名戏剧家、电影家)家长大，受到进步文化和革命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冒着生命危险投奔晋察冀解放区参加革命，后来受到袁牧之、陈波儿等电影界领导的器重，担任过《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土地》等影片的责任编辑，参加过《豹子湾战斗》的创作。1955年，组织上曾决定派他到苏联留学。但是接着，他们夫妇在1955年受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无端的牵连，继而在1957年同时被错划为右派。陈敏凡一边哭一边诉说了他们夫妇失去自由之后所经受的苦难遭遇和悲惨处境。她的丈夫田庄忧劳成疾，现在病势危重，但仍抱着吐血的病体，与人合写了反映部队练武生活的剧本《旱鸭子过江》和多篇散文。他渴望30余年的冤案能够昭雪，以便过一段真正的人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人民作出贡献；在他的生命危在旦夕之际，党的拨乱反正的光辉如能尽快地照耀在他的身上，将是他死而无憾的大事。
黄镇仔细听完陈敏凡的诉说后，心情沉重。他站起身来，在桌前踱步良久，之后，从抽屉里取出纸和文件，又从笔筒里抽出一支红蓝铅笔，用鲜红的颜色在一页便笺上挥笔写下苍劲的文字：请复之同志早日同有关单位联系商量，加以妥善处理。写毕，办事细致周密的黄镇又让陈敏凡拿着这张便笺立刻去医院先给田庄看一下，再给她的领导看一下，最后送给刘复之副部长。陈敏凡没有想到30余年的沉冤一下子有了解决的希望，万分兴奋，火速赶到医院去。重病中的田庄看到这张便笺，“去掉了精神巨大压力，升起了新的希望，获得了与病魔顽强搏斗的力量”。陈敏凡后来感激地说，田庄又多活了两年。
刘复之接到黄镇的上述便条后，立即交代落实政策办公室尽快处理。不久，芭蕾舞团党组织在调查核实之后，正式宣布了陈敏凡是被错划右派的结论。田庄的问题，稍后也得到了解决。
这件事，使陈敏凡刻骨铭心，永志不忘。她后来专门撰文回忆说：
1980年4月，距黄镇部长接见我整整两年，田庄同志由于长期苦闷，元气大伤，两种疾病交错缠绕，终于不幸去世，时年51岁。我悲痛欲绝。但在痛定思痛的时候，仍留存一分慰藉，那就是他毕竟等到了亲眼见到冤案昭雪的一天。他是“质本洁来还洁去”，恢复了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本来面目之后离开人间的。我的家庭和孩子也得到了公正的待遇，有权利自立于千万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之林!
陈敏凡的上述一席话，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很难体会得到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一小撮党羽、亲信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和所谓“反动权威”的大棒，残酷迫害广大文艺工作者，无情地剥夺了几乎所有老艺术家工作的权利。以黄镇为首的新的文化部党组从一开始就积极为老艺术家落实政策，以便尽快地把他们解放出来，使他们重新走上文艺舞台。黄镇本人则身体力行，亲自做工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的如下一段回忆，即是其中一例。
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两年，我仍然处在戏剧界的圈外。当年我50多岁，正值中年，精力充沛，而且，在新中国的舞台上已经有了20多年的艺术实践。正是成熟的阶段。作为一名演员，我多么希望能为继承和发掘祖国传统的京剧艺术多做一些贡献啊!但是由于“两个凡是”还在，我这个被“批判使用”的戏剧“权威”是不可能恢复工作和重返舞台的。受到极左影响的有关负责同志，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