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我信天总会亮”
作者：魏小兰
在我的记忆中，沙韬叔叔虽年事已高，但头脑清楚。他到我家做客时，常向我出具涉及“沙韬事件”的资料和档案，使我对这一事件有了一些了解。下面我将自己从沙韬叔叔及他的亲属、原中调部部长罗青长、我父亲（原中调部副部长）等人那里了解到的“沙韬事件”的大致情况写出，以此纪念沙韬叔叔。
为康生当秘书
1948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的康生，向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提出他需要重新配备一位兼文书、生活服务、安全保卫等工作集于一身的秘书。沙韬由于忠厚、可靠、能干，经李克农推荐，由周恩来批准，于1948年8月至1950年7月担任康生的秘书。
在沙韬给康生当秘书初期，康生对沙韬是满意的。如康生在翻阅沙韬的一份个人鉴定时曾说过，沙韬的优点比他自己列举的要多；康生曾对沙韬的母亲说过，你儿子在我这里工作很好；康生也向李克农表示过对沙韬的好评，说有沙韬在这儿，我很放心；等等。甚至有一次，沙韬误拆了曹轶欧给康生的信（沙韬的责任之一即帮助康生处理信件，当时康生、曹轶欧不住在一处——作者注）而得罪了曹轶欧，但康生当时未曾多想什么。当然十几年后，康生翻脸不认人，给沙韬扣上了偷拆信件的帽子，这是后话。
1949年山东分局成立，康生出任山东分局书记。半年以后，他的情绪开始消沉。在沙韬眼里，康生像是得了什么病：只见他有时在屋中走来走去，自说自话，但说的是什么，旁人听不清；有时他卧床发呆，显得心事重重，神情恍惚；在与人交谈时，他也一度有过说话语无伦次的情况。对此，康生身边的大夫却无事可做，苏联专家在为康生查体后也曾说过他无大病。倒是十几年以后曹轶欧讲过的“康生之所以从中央调往山东是由于党内其他人的排斥”这句话，道破了康生得的是什么“病”。原来，康生当时身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按理说在党内的地位，他比饶漱石高，但中央任命饶漱石做了华东局书记，康生仅为山东分局书记，因山东分局有事向中央请示报告前，必先报华东局，这使康生感到自己的地位、权势均低于饶漱石了。为此，康生曾不止一次向饶漱石提出，希望他出面向中央建议把山东分局改成省委，但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这样一来，权势欲逐渐膨胀的康生，将自己在仕途中的某种压抑心理莫名其妙地迁怒于秘书沙韬。由于长期压抑导致的心理扭曲，使康生对沙韬渐渐表现出积怨积恨，并且这种情绪的释放，又是以康生阴险残暴的性格来显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性格耿直的沙韬最终难逃“一劫”。
沙韬自担任康生的秘书后，对康生的照顾可以说无微不至。康生对此不但不感激，反而怀疑沙韬是被派来监视他的。他常常唠唠叨叨地对饶漱石和沙韬说：“我不是特务。”听到沙韬叔叔的这些叙述，我曾好奇地问过他：“康生身为党的高级干部，他毫无原由地对自己的上级与下属总是提及‘我不是特务’，这句话像是有意识地对自己某段历史的‘过去时’做一个判断。换句话说，像是针对自己曾做过的什么事而去有意识地证实自己，也许这块心结正是康生怀疑他不能得到升迁的原因？！”沙韬叔叔对此也有同感。但当时身为秘书，他的最大职责是照顾康生的工作、生活，对康生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自然无言以对。
1949年8月，为了调整身心，康生到济南休养。之后，又脱离工作岗位易地青岛休养。为了康生的安全，沙韬与当时的青岛市公安局长商议，对康生住所周围加强了警力。夜间，康生因爱琢磨事经常失眠又有烟瘾，有一次把被子烧了个洞。所以沙韬经常守夜，小心谨慎地陪伴在康生的左右，等康生睡熟了他再去睡。守夜时，沙韬为了避免自己的走动影响康生，经常在门口踱步。对此，康生在十几年后说，沙韬是特务，在监视他。
1950年3月，康生在情绪低潮中迎来了山东省人代会的选举。选举结果，康生拟任省主席的得票数不够。这使康生夫妇极为不满，曹轶欧甚至因承受不了这种“打击”，曾为此神经质地指责“沙韬的背后有人指使”，因而引起沙韬的反感。沙韬认为：既然不被信任何苦再做秘书，便请示调动工作。曹轶欧考虑到康生的身体健康，没有应允。但这件事情过后，康生夫妇对沙韬的言行有了更多的戒备和挑剔。在一次人多的场合，曹轶欧竟然无端地指责沙韬“有政治问题”，但沙韬为顾全大局，没有去反驳什么。我也曾问过沙韬叔叔：这种无声的隐忍是不是对思维方式不正常的人的不屑一顾？沙韬说：伴君如伴虎。
1950年5月，康生又想到杭州去疗养（多年后康生却把自己的杭州之行说成是沙韬等人故意把他带到杭州以害他——作者注）。走之前，康生提出，孙医生、沙韬把他送到杭州后即从杭州返回，秘书工作让曹轶欧的妹妹苏枚来做，但曹轶欧不同意，尤其反对让孙医生离开杭州。康生夫妇为身边工作人员走与留的问题闹得很不愉快。
在杭州时，正巧饶漱石、陈毅等华东局的几位领导有一天来探望康生。事后，沙韬代替康生对几位领导的探望作了回访，并向他们提到：康生想让孙大夫离杭，是否可以让他走？自己对康生的生活情况较熟，为康生着想自愿留下。饶漱石采纳了沙韬的建议，由此一时缓解了康生夫妇生活中的不和谐气氛。由于有记日记的习惯，沙韬把那天他见到饶漱石的情况特别是他与饶漱石的谈话写在日记中，而十几年后康生得到了这本日记并在此处让人做了修改，以陷害沙韬。
1950年5月至7月，康生在杭州住了一段时间，又想回北京了。走之前，康生夫妇为是否带苏枚一起走的问题发生了口角，苏枚与曹轶欧之间也发生了争吵，苏枚为此还哭肿了眼睛。这之后，苏枚的情绪很不稳定，结果发生了苏枚跳楼自杀事件（但未遂）。事发时，沙韬不在现场，是康生身边的警卫人员告诉后才知道出事了，并赶到现场。沙韬到现场后，听康生讲到“苏枚跳楼了”。并看到曹轶欧正把苏枚抱在怀中。于是，沙韬催促赶紧把苏枚送往医院救治，但曹轶欧听到后并没有什么反应。后经沙韬一催再催，曹轶欧才松手。大家把苏枚送到医院，进行抢救。经抢救，苏枚总算保住了性命。沙韬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可以说尽到了一个秘书的责任，按说康生夫妇应感谢他才对，但事后他们颠倒黑白，说沙韬想害死苏枚，于是将苏枚从楼上推下去了。苏枚事件之后，康生夫妇即回京，不久他们住进了北京医院，沙韬也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意，结束了为康生当秘书的生涯。
受政治审查
沙韬结束秘书工作后，于1950年9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但三个月后，中央军委联络部（中调部前身——作者注）办公室主任杜长天受李克农部长之托，找到沙韬，对他说：曹轶欧已向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汇报，说你有政治问题，要你中断学习。自此，沙韬中断学业，回到原单位，边工作边接受审查。1953年高饶事件发生后，康生把沙韬的“问题”与饶漱石的问题牵扯到一起，由曹轶欧出面公开说沙韬“有政治问题”，饶漱石是沙韬的政治后台，由此沙韬被硬扯进当时的政治漩涡中。
当时，中央出于对康生的尊重，十分重视康生夫妇对沙韬问题的态度。1954年3月，由李克农部长主持，我父亲王涛江等具体运作，开始对沙韬本人和他夫人的情况进行审查。经过派人调查，由我父亲签署了对沙韬问题的调查报告，大意是：我们掌握了沙韬同志各个历史阶段的历次鉴定材料，据此我们的调查小组可确认，沙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尤其是在恶劣的环境中，表现始终是好的，这一点也已为群众所公认。根据沙韬参加革命后的表现，我们认为他无政治问题。沙韬夫人鱼惠茹同志在党的考验与自己的努力下，1947年入党，参加革命后表现好，政治上也无问题。这份调查报告送给了李克农审阅，李克农又召集中组部、公安部的领导进行研究，大家同意后报告送到刘少奇那里。刘少奇审阅、认可了这份报告，并批示说，康生怀疑沙韬有政治问题属他病时所言。经过调查，沙韬没有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曾在这个调查报告上批示：王涛江包庇刘少奇，替地主、国民党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沙韬辩护等——作者注）。当时对沙韬的审查是采取背对背的方式，沙韬本人对这些情况并不了解，是沙韬家人通过家信向他传递了这些消息。于是，沙韬要求组织上对自己的秘书工作做出一个结论，毛诚副部长便以李部长所说的话，“你没有问题，不用做结论”，肯定地答复了沙韬。尽管如此，在以后的时间里，沙韬仍被所谓的“政治问题”纠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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