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听杨尚昆谈“四清”运动
作者：苏维民
“钻进了牛角”
杨尚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工作是一年忙到头，为什么“四清”运动中还要到长安县牛角大队蹲点长达半年时间呢？杨尚昆在谈话中讲：形势使然，不过就他个人来说，也的确是想沉下去，认真地蹲一期点。他说：
1964年3月22日，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要求从中央到地方除年老体弱有病者外，一律要下去宣讲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至少一次到两次。躲避不去的，叫做消极怠工分子。不久，7月15日，刘少奇在南京，要求省、地、县三级领导干部分批分期下去蹲点，取得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他严厉地批评江渭清，说没有经过蹲点调查的人，没有资格当地委书记、省委书记。在这种情况下，我对毛泽东说，我也要下去。毛泽东笑了一下说：“可以。下去蹲蹲点好嘛！”
9月1日，我正式写报告给小平、彭真。报告说：我想在今冬明春的半年内，下到农村去蹲一期点，参加“四清”工作。我离开后，办公厅工作由龚子荣同志代管，有重大事情请示彭真同志；工、青、妇的日常联系，由群众工作组负责，重大问题由他们请示彭真同志；中监委的联系，由彭真同志直接管；调查部的工作（孔原同志已定下去蹲点），由该部直接请示小平或恩来同志；精简小组还有一些善后工作，可由富春同志照顾 （具体工作由周荣鑫同志办）；编制委员会的工作也可以由富春同志兼顾；人口普查工作已进行完毕，汇总统计工作正在进行，主要是由公安部在做，将来如何向全国公布，请彭真同志负责；还有一些具体行政、事务工作，等你们同意我下去之后再作安排。在下去之前，把工作安排得这么具体，表明我当时确实想沉到下面去，认真地蹲一期点。
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知道我要下去蹲点后，表示希望我到他那里去，他也决定在长安县细柳公社蹲点。当时，陕西省委拟在陕北、陕南和关中地区各选一个县（延安、西乡和长安）开展“四清”。出于交通方便的考虑，西北局安排我去长安。
1964年10月20日，我离开北京。在这以前，中办的30多个同志已经先期到达西安。我到西安后，商定中办的同志分成4 个组，其中农村3个组，分别去斗门公社牛角大队、中丰大队和沣西公社的沣桥大队；城市1个组，定在西安开关厂。根据刘少奇提出并经毛泽东同意的，中央机关干部到地方参加“四清”，应同地方干部混合编队并受地方领导的意见，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队员，化名杨清，到牛角大队蹲点,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长安县的“四清”是由咸阳地区干部组成的省“四清”工作团咸阳分团领导的。牛角、中丰、沣桥3个大队，分别由淳化、三原、礼泉县干部为主组成的工作队负责。
长安县地处“八百里秦川”，是全国著名的富庶地区，气候温和，地势平坦，灌溉便利，土地肥沃，但那时粮棉连年减产，工副业萧条，农民非常贫困。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向我们介绍情况时说，陕西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复杂，特点一是民主革命不彻底；二是资本主义势力顽强；三是彭（德怀）、高（岗）、习（仲勋）长期窃据西北地区的领导岗位，一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不可低估。
我同中办到长安农村蹲点的3个组，于10月30日同时进村，翌年5月16日结束工作同时离村。除回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春节期间回京休息了几天外，实际坚持了半年左右时间。和我一同到长安蹲点的中办同志风趣地说，我们“钻进了牛角”。
执行了一条“中间路线”
长安县是西北局的“四清”试点县，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当地农村社队干部，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严重地夸大了阶级斗争形势。据说斗门公社有50％的生产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开展“四清”，首先要夺权。可以说，杨尚昆带着我们蹲点，工作是很棘手的，但这并没有难倒他。他以普通社员身份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非常巧妙地执行了一条“中间路线”，既达到了“四清”的目的，又没有搞“左”的一套做法伤害基层干部，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在和我们一起系统回忆这段经历时，杨尚昆既讲了他当年的主要考虑，同时又实事求是地对他当年的做法做了评价。他说：
离京前，我召集去长安的同志开了一个会。根据中央的精神，主要是强调防右，但同时也指出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要带任何框框。进村后，我们广泛接触贫下中农和中农群众，听取各种意见，很快发现那里的实际情况和我们在西安听到的有很大出入。几天以后，我们就分别召开干部大会和社员大会，说明来意，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搞好“四清”；同时说服了地方同志没有按照当时高举“阶级斗争”、“依靠贫下中农”和“四清”三面旗帜，先“搬石头”夺权，让干部靠边站的做法，而是责成大队党支部和队干部照常抓生产，安排好群众生活，同时组织他们学习《前十条》、《后十条》两个文件，同他们谈心，解除他们的顾虑，鼓励他们放下包袱积极参加劳动，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我们不搞神秘的“扎根串连”，对干部也不实行“逼供信”，整个运动进行得比较平稳。
运动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用40天左右时间访贫问苦，说明来意，发动群众，建立贫下中农协会，把积极分子组织起来；第二阶段，用90天左右时间，帮助干部“洗手洗澡”，进行“四清”；第三阶段，用20天左右时间，进行阶级教育；第四阶段，也是20天左右时间，进行组织建设，改选党、团支部和贫协领导班子，制定当年的生产计划和分配计划。
我在牛角大队，虽不参加工作组的领导，但是经常和牛角、中丰和沣桥3个大队的中办同志交流情况，分析形势，研究问题，统一认识，提出建议，供3个队的工作组领导参考。经过反复讨论，中办的同志一致认为，3个队的共同特点是干部虽有这样那样的四不清问题，但主要是思想不纯、作风不正，是人民内部矛盾；群众对干部的意见很多，但生产积极性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挫伤，参加集体劳动的热情还是比较高的；社员生活普遍困难，原因之一是过度强调以粮为纲，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受到限制，生产门路窄。中办的同志下去以后，普遍反映关中地区解放十几年了，生产还这样落后，农民生活还这样艰苦，心情十分不安。
总的说，在整个运动过程中，3个队都没有发生乱斗乱打和非正常死人的情况，干部没有躺倒不干，维持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运动结束时，也没有搞干部大换班，干群之间经过一定的斗争达到了新的团结。
当然，问题也是有的。比如牛角大队运动初期建立的贫下中农监督小组，在一定的范围内限制了干部的工作，实际上是夺了一点权的。有的队对犯错误的干部处理重了一些。有的队补划的地主，明显地划错了。牛角大队补划了一个地主，把他家的浮财拿出来展览，以后又开批斗会。对这件事，当时我虽有些犹豫，但却没有制止。今天回过头来看，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总体上不可能不执行“左”的做法，只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作一些局部变通。大体上讲，是执行了一条“中间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