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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的国立中学

作者:张颂甲




  2007年5月6日上午,居住在北京市的20多位老人,从全城的四面八方,步履蹒跚地汇聚到东城区南河沿欧美同学会,畅叙60多年前的同窗情谊,介绍各自的工作生活近况,并放眼祖国的美好前程,欢声笑语,其乐融融。直到中午,大家在欧美酒家共进午餐,又合影留念,而后才依依不舍地分手,相期在明年春暖花开时再聚首。
   这群老人是何许人?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国立十六中在京的部分同学,年龄都在70岁以上了,其中有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中科院院士,某大报原副总编辑,曾三次参加我国核爆试验的专家等,还有一位刚刚从台北来京的台胞。60多年前,他们同在四川国立十六中求学,时间虽然已过了半个多世纪,但战时互相激励、甘苦与共、艰难攻书的友谊弥足珍贵,故每年都要聚会,我就是其中的一员。不仅在北京,遍布在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各大城市的十六中校友每年也都聚首,各城市之间还编印刊物,互通信息。不仅十六中同学如此,其他的国立中学同学也每年各自组织人数不等的聚会。情意绵长,蔚为壮观。
  回到家里,正在高中一年级就读的孙儿诧异地问我:什么是国立中学?现在还有这样的中学么?他的提问,不禁把我的思绪又拖回到60多年前,脑海里展开了抗战期间在大后方求学的一幕又一幕……
  
  抗日战争的产物救助流亡青少年
  
  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入侵中国,大片国土迅速沦丧。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凡有条件后撤者,纷纷踏上流亡的道路。一时之内,几百万难民向西南、西北撤退,其中包括数以十万计的青少年,他们离开学校,拜别双亲,迈开双脚,奔向大后方。
  大批青少年流落到大后方,不仅衣食无着,一时也无书可读,形势十分危急。国民党的有识之士大声呼吁救助流亡青少年学生,共产党的《解放日报》也发表了《救救大后方青年》的社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国民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救助流亡学生。教育部从1937年12月开始,着手筹建专为接收战区流亡学生的国立中学。
  抗战前,社会上没有国立中学的建制,公立中等学校都是由地方管理,如省立、市立和县立。抗战兴起,为了鼓励东部地区的中等学校内迁,安置失学青少年,便首先在内地各省(河南、陕西、甘肃、四川、贵州五省)设立国立中学,这原本是国民政府一种战时手段和应急措施。
  从1937年底到1938年底,是抗战初期最困难时期,也是组建国立中学较混乱时期。由于许多措施均带有临时性质,最早成立的国立中学都是以学校内迁到某省来冠名,如东部某地的中学迁到内地某省,即命名为某省临时中学,如国立四川临时中学、国立贵州临时中学。由于“临中”给人以不正规的感觉,不久,教育部便明令取消“临时”二字,直接以省份命名了。
  进入1939年,日寇在各个战场不断大举进攻,中国半壁河山陆续陷落,已组建的国立中学不得不再次或多次后撤,校名也就不得不一改再改。由于沦陷区的扩大,流亡学生不断增加,又成立了许多新学校。于是,教育部决定校名以收容多数学生所来自的省份命名,如国立山东中学、国立湖北中学等。但这种命名方式有时会自相矛盾,如从河南撤退到甘肃的中学,不论命名为河南中学或甘肃中学,都与已有的中学校名重复,只能取名国立河南、甘肃第二中学。仅从当时学校仓促取名也可看出战时教育战线是何等混乱。
  从1939年8月起,教育部决定国立中学不再以省名来命名,而改按成立时间的先后顺序,以数字命名。
  如国立一中于1937年12月在河南晰川上集镇成立,开始时叫国立河南临时中学,并在河南西峡和涌泉观两地设立了两个分校,用以接收河北省、绥远省和北平市、天津市逃出的流亡学生,让他们有饭吃、有书读。1944年,因战区形势变化,国立一中又内迁到陕西城固,直到抗战胜利。
  国立二中原名国立四川临时中学,成立于1938年3月,设在四川合川,主要接收苏、浙、皖、沪等省市流亡学生。
  国立三中于1938年3月在贵州铜仁成立,原名国立贵州临时中学,接收在长沙、贵阳登记的华南各省流亡学生。
  国立四中是1938年3月在陕西安康成立的,原名是国立陕西临时中学,主要接收从察哈尔省、绥远省和山西省战区逃出的流亡学生,同时接收了在西安登记的其他省市一部分流亡学生。学校成立半年后,以当时该地办学条件太差,生活供应不能保证等原因,又迁到四川阆中。
  国立五中于1938年3月在甘肃天水玉泉观组建,当时名为国立甘肃临时中学,主要接收北方各省市流亡青少年。
  国立六中,由原山东省立一中和齐光中学等校联合于1938年在河南许昌组成,原名为山东联合中学,后迁至湖北郧县,改为国立湖北中学;再迁到四川绵阳,改名为国立山东中学,最后又顺序改为国立六中,并在罗江和德阳设立了分校。
  此后按顺序成立的国立中学有:国立七中,设在陕西洋县;国立八中,设在湖南乾县(现湘西吉首市);国立九中,设在四川江津德感坝;国立十中,设在甘肃清水;国立十一中,先设在湖南武冈(现洞口县),日寇侵湘后,西迁至淑浦、辰溪等地;国立十二中,设在四川长寿;国立十三中,设在江西吉安;国立十四中,设在贵阳;国立十五中,设在四川荣昌;国立十六中,设在四川永川,初中分校设在四川合江;国立十七中,设在四川江津白沙;国立十八中,设在四川三台;国立十九中,设在浙江江山;国立二十中,设在湖南芷江;国立二十一中,先设在安徽太和,后迁至陕西山阳和兰田;国立二十二中,先设在安徽阜阳,后迁至陕西汉阴和安康。
  因以上这22所国立中学一般只招收男生,不收女生(或只招收少量的女生),故1942年8月,在四川合江专门成立了国立女子中学,并在贵州铜梓设立分校,也称国立第二女子中学。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寇一面扩大侵略中国,一面挑唆东南亚国家反华排华,许多爱国的华侨青少年纷纷返国参加抗战。为收容大批华侨青少年,教育部于1940年开始,陆续在云南保山建立了国立华侨一中,在四川綦江建立国立华侨二中,在广东乐昌建立国立华侨三中。
  此外,战时用“国立”字头的中学还有国立中央大学附中、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中、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附中,另在四川威远县静宁寺成立了国立东北中学和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在昆明成立了国立西南中山中学。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国立中学的设立五花八门,参差不齐;规模大小,有所不同,每校都有一两千学生,国立八中最大,有4000多人。教育部为国立中学配备的校长都是当时的名人或政要,如国立九中校长邵华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国立八中校长杨廉是原安徽省教育厅长,国立二十一中校长由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王仲廉兼任。
  抗战八年,各国立中学克服敌机轰炸、经费不足、设施欠缺等等困难,每年春秋两季滚动招生,招生数字无法精确统计,估计总数当在20万以上。
  
  学习环境恶劣教书育人认真
  
  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学为远离敌人炮火,躲避敌机轰炸,大都设在偏远地区的“穷乡僻壤”,学习和生活环境很差,只能是因陋就简,勉强维持。学生全部住校,朝夕与共。校舍一般借用祠堂、庙宇和空旷柴房,再添盖若干茅寮草棚,作为教室或宿舍。教室有窗户无玻璃,宿舍是双层床的大统舱。膳厅有木桌无凳,茅棚是用毛竹打桩,以竹片编成篱笆,糊上泥巴做墙,屋顶覆盖稻草,仅能遮避风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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