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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与从维熙的一段佳话
作者：朱元石
1984年2月18日，胡乔木特别郑重地给一位青年作家从维熙写出一封信。信不长，可是内容有点不一般，是一封“特此更正”的信。信讲的是一个几何概念问题，说来有初高中以上文化的人大约都懂，但弄不好容易出错。
信中写道：“昨信发后，想到信中对垂直线的解释仍不正确，因一条直线与另一条直线（或平面）相交成直角时，这条直线就是另一条直线（或平面）的垂线或垂直线（见《现代汉语词典》152页垂线条），这另一条直线并不需要是水平线。”“通常人们因垂有下垂之义，容易设想AB是直立线，而CD线必是水平线。我的信和你的小说同样接受了这种不正确的设想，因而对垂直线作了违反几何定义的错误的解释。特此更正。”
原来，是要更正“昨信”中对垂直线解释中的一点错误。不过，胡乔木18日信里说的“昨信”，实际并非就是昨天的信，而是2月16日他写给从维熙的信，是一封以蝇头小字撑满了5页信纸的信。
在2月16日的这封信中，胡乔木大致说自己“好久没有看过小说了。近来因为身体欠佳，偶然翻看到刊载在《小说选刊》第2期你的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竟然一口气读完了”。读了之后怎么样呢？胡乔木表示：“你的作品给了我关于‘右派分子’劳动改造生活的许多知识，你对小说中两个主角的刻画和在他们故事中所赋予的崇高意义，都很使我受益。你很有叙事本领，你的文字也很讲究。”
胡乔木接着又说：“不过文中仍有些细微的疵点。由于积习，我边看边作了一些记号。现在依次写给你，一来供你参考，二来也算是读者对作者的一点报答。”他并说明：“因为《小说选刊》的字小，也怕转载时有误植，所以后来还是找来今年1月号的《人民文学》，以下即以该刊的页数为准，行数不记。”可见胡乔木是怎样地认真和细心。
然后胡乔木就按页码顺序，在83页、84页、85页、87页、92页、94页、95页、97页、98页、99页、107页、108页、109页、112页、114页、115页、117页、118页、121页、122页、123页、126页、127页，对从维熙这本小说的一些文字上他所认为的不妥之处和不足之处，提出了不少供作者斟酌的意见。略举如下：
在85页上，有一处作者在“吧”字后面没有用逗号或句号，而标了惊叹号“！”，胡乔木对此提出：“这是时下作家的通病，见吧就加！，见呢就加？。”
在94页上，对“莫不相干”之词，胡乔木写下“笑误”。
在95页上，对“这天也毫不例外”的说法，胡乔木提出其中的“毫字没有意义”。还在这页上的一处认为“为”应改为“是”，胡乔木说：“白话文中不应该忽然无缘无故地插入一个文言字眼。”
……
胡乔木在信的最后写道：“维熙同志，我以礼貌开始的信件竟以如此的冒昧结束（况我们并没有相识），真是太不近人情了。但愿它能多少对你有所助益。谢谢你看完这封长信，并请勿以任何形式发表。”
胡乔木为什么竟对一个他素不相识的作者这样坦诚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来，主要并非是他在给从维熙的信中所自解的“由于积习”。这可以从1981年10月15日他给时为中国文联主席的周扬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的张光年的信中看得很清楚的。胡乔木在这封信中说：“唐因、唐达成两同志论《苦恋》的文章写得很好。显然是苦心经营之作。我现在只提一点文字上的小意见。”但在提完意见之后，胡乔木接着写了一番道理，他说：“这些琐屑本可置之不论，我现在提出，是因为我最近读了一些入选的作品（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发现不少作者和编者在这类地方不很注意，甚至错别字也不少见。这不能算是文艺创作的大问题，但究竟是一个国家的文艺作品和编辑出版工作的文化水平的一种表现，并且对读者、作者自己和后来的作者编者影响非浅，所以值得引起注意。文艺评论固非创作，本身也应是艺术品，而艺术就不能不要求细节上的完美。”由此可见，胡乔木是要从维熙这位作家的作品更加完美，所以也就不能不要求细节上的完美了，所以也就不厌其烦地、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地提出自己中肯的意见来。
但是，引起胡乔木在2月18日再给从维熙写信的问题是在87页上，胡乔木提出的意见说：“垂直线，这是一个重要的错误。只有与一水平直线垂直相接的 （即两侧交角＝90度的）线，才能称为垂直线或垂线，这是国王也不能改变的几何学定义。这里显然只能说是直立或直竖的直线。本来就人对他说，用垂直线是可以的，但这里是解释六点钟，这就爱莫能助了（下面没有成直角的水平线）。我只是看到这里才起意写这封很啰嗦的信。”
胡乔木的思想是不停顿的，他对手里的事情，一刻半刻是不会放下的，总是想了又想。他对垂直线的解释是否对呢？他不放心，想想有点问题，所以就去请教“无声老师”——《现代汉语词典》（胡乔木用的是1973年5月出版的试用本，现在还存放在当代中国史研究所胡乔木藏书库中）。于是他很快发现自己也说得不怎么准确。它是这么解释垂线的：“〈数〉一条直线与另一条直线或平面垂直时，这条直线就是另一条直线或平面的垂线。也叫垂直线。”胡乔木根据这一定义，又用自己的话作了必要的表述，以说明他和从维熙的错误所在。
有错误立刻纠正，更表明胡乔木的细心和认真，心地的坦荡和负责精神。
这条“垂直线”所联系的，已经不光是几何学上的垂线，可以说是胡乔木垂直到了青年作家们身上的心中垂线，是长者的实实在在的“垂青”，是一种最可贵的鼓励和奖掖。
“若要觅英雄，先到艰难处”
胡乔木这时毕竟已经是72岁的老人了，他这时的心情，我们从他对自己的两首诗作《茑萝》和《怀旧》的偏爱中，也许可以管窥一二。1983年12月中旬，他收到《诗刊》编辑室来信，说《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诗集》要选收胡乔木的《中国女排之歌》、《钟声响了》两首诗。胡乔木没有答应，要他们改收《茑萝》和《怀旧》这两首。
在1981年10月写就的《茑萝》中有一段写道：“我们人谁能免互相依靠？谁能够无挂牵直升云表？最强的心脏缠绕得最牢，最广的关联是最高的荣耀。”托物传情，它以茑萝来表达了胡乔木要枝枝相连、叶叶相披，与大家密切关联、互相依靠，一枝一叶总关情，时刻不脱离正蓬勃向上发展着的广大人群的心思。
在1982年冬写就的《怀旧》中有一段就写得更明白了，它写道：“少年的美梦够多么开怀！壮年的战斗够多么痛快！历史的回流多叫人感慨！我们多羡慕将来的一代！”它表达了胡乔木以怀旧来迎新的热肠。它折射出胡乔木在不得已的奋斗中多么希望有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新人辈出、人民团结的社会和谐景象。
如胡乔木所说，他是“好久没有看过小说了”。那么他又怎么看起小说来了呢？并且为什么又要给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从维熙写信呢？给从维熙写了信以后又发生了些什么事呢？说来还真有点曲折，真有点故事情节。似乎有喜悦，也有遗憾。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开过以后，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在全党引起重视。1983年10月中旬，中央党校副校长蒋南翔打电话给胡乔木，请他到党校讲讲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胡乔木答应了。为准备这次讲话，他开始看这方面的书，并陆续请一些学有素养的同志，一起到玉泉山帮助他起草。大约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胡乔木就自己动手写成讲稿。经过中央审定，同意胡乔木这样去讲时，时间已经到了1983年年底。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后来中央决定把胡乔木的这篇讲话正式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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