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史树青:鉴定国宝的“国宝”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史树青,出生于1922年8月16日,河北乐亭人。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中文系,并考取同校文科研究所史学组研究生。现任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开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导师,曾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史树青的主要著作有《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天安门》、《应县木塔辽代秘藏》、《楼兰文书残纸》、《小莽苍苍斋清代学者法书选》、《书画鉴真》、《鉴古一得》等。
  史树青与启功、徐邦达、杨仁恺一起被称为中国四大鉴定专家。一件文物,到了他手中,过目即知真伪,被誉为鉴定国宝的“国宝”。启功虽是他的老师,却始终以兄弟相称,因为他们都是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高足。
  
  我们很多鉴定文物的专家都是凭“眼学”来看的
  
  史树青在国家博物馆干了一辈子文物鉴定工作,经他之手鉴定的文物珍品有上百万件之多。退休之后,虽然停下了文物鉴定的工作,但他一点儿也闲不住。他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去古玩市场淘一些小玩意。眼力非凡的史树青往往能花很少的钱买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文物,他称这为“捡漏”。至今,史树青的家中还有不少从地摊上捡来的东西。
  有一天,记者跟随史树青到北京西郊新开的一家古玩市场。这家市场的名字虽是他题的,可他也是第一次来这里。一进市场,史树青就对摆在道路两边的小地摊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一个摊儿接一个摊儿地仔细逛了起来,但粗粗地转了一圈后没能买到一样东西,摊主们大都久闻他的大名,一看他问价,开价都非常高。
  史树青逛得不够尽兴,他决定再去另一家古玩市场,这里的小摊贩显然和他是老主顾,非常娴熟地招呼他在自家的摊前坐下。在这里,他终于捡到了几件非常便宜的宝贝。
  
  记者:咱们现在这个东西很便宜,基本上都是50块钱一个,最贵的这个200块钱。
  史树青:这个葫芦瓶太好了,这么完整,没伤,我看它是乾隆年间的,虽然是民窑。这个葫芦瓶身上拴着的带子做得好,太生动了。这个东西200块钱卖,便宜,太便宜了。
  记者:这个在过去做什么用的?
  史树青:这是一个吉祥物,陈设在客厅里。这是一个好东西,从瓶口插掸子也很好。
  
  记者:别的东西呢?
  史树青:这是一个砚台,这个砚台铜盒,实心子,盒面是张学良做的诗,它是当年张学良送给部下的。张学良好送纪念品,我的一个老师叫于景龙,他就研究古代青铜器,张学良有时候找到青铜器之后还给他送过去。
  记者:这些东西放在地摊上,我们也许看不出跟别的东西有什么区别,但是您一看就能看出一些不同来。这就是所谓“眼学”吧。
  史树青:对,这是“眼学”,我们很多鉴定文物的专家都是凭“眼学”来看的。比如说这块东西,这两个小人是少数民族,后镶的玉,内容是两个人夺这个玉,古代人以玉为宝啊。这可能是汉朝的东西,汉朝是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这个时期有很多少数民族。买文物有两个原则。一个原则就是买少数民族的文物,有少数民族内容的加价二成,100元钱的给120元,这是尊重少数民族。另外,对妇女作品,好东西也加价二成,尊重女权,尊重女同志。
  记者:这是您的标准还是市场标准?
  史树青:市场没这个标准。
  
  这是好东西,馆长不要的话,我自己要都可以,我将来捐
  
  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是全国最大的历史博物馆,这里也是史树青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至今,馆里有重要的鉴定活动还会请已经退休的他出马。1947年,从辅仁大学完成学业的史树青来到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鉴定生涯。仅仅几年后,一件后来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珍品——元代成吉思汗画像,就经史树青之手走进了博物馆。
  史树青:新中国成立初期,我有个小学女同学叫崔月荣,她公公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曾出任中央政府派往蒙古的宣慰使,她来找我,说她家要处理一些旧书画,让我去看看。我去看了,书都是一般的书,但这幅画像我觉得不错,这幅画是当时蒙古王送给她公公的礼物,我就给了她三五块钱,买了下来。当时我也不敢肯定这是元朝的东西,或者是蒙古时期的东西,只是觉得画中人物的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的记载相吻合,很有可能是元朝的画作。
  成吉思汗画像过去仅见一幅,为明朝人仿制的,而史树青发现的这幅画中人物的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的记载相吻合,很有可能是元朝的画作,如果是成吉思汗生前所画则将更具历史价值。
  史树青:我认为这是旧画,我也没敢说这是元朝的东西,或者是蒙古时期的东西,后来张珩、谢稚柳、启功先生都鉴定这是元朝画,很有意思。
  
  记者:那您后来有没有考证过,是成吉思汗在世时画的吗?
  史树青:是成吉思汗死后画的。这些画像基本都是影像,放在影堂里,上供用的,过年过节上供,祭祖先。是画工根据他的记忆,或者根据遗体的样子,或者根据其子女的样子画的。
  
  记者:这样的话,应该跟成吉思汗真实的容貌很接近了。
  史树青:是很接近。画这个画像很有意思,死人躺在那儿,画工在死人对脸画,有时候还要骑在死人身上,这也算是个风俗。
  这幅画像突破了博物馆关于成吉思汗文物零的纪录,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件成吉思汗的文物实品。珍贵的成吉思汗腰牌也是后来史树青为馆里征集的,但与成吉思汗的传世画像相比,这块腰牌的故事却要曲折得多。因为它,史树青还得罪了不少人。
  史树青:有一天,一个河北人拿着这个腰牌到博物馆来卖。结果接待他的人说这是假的。他们说:“这都是假的,不值钱,我们不要。”正好我从门外进来,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呢?他说这是一个腰牌,给你们你们不要!我一看这是真的,我说你先别走,我请你吃饭。中午,问他多少钱买的?他说是8000块钱买的,给我点儿赚,给9000块钱就卖给您了。到下午,我就跟他们研究,并请馆长来了,馆长一看,假的,不要。他是领导啊。我就记下那人的地址,我说这是好东西,馆长不要的话,我自己要都可以,我将来捐。
  
  记者:博物馆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规定:您不能够自己去收藏?
  史树青:是的,就怕给公家送来了,您看着好,自己收了,这是职业道德的问题。
  记者:这个腰牌当时博物馆是明确不要了,您当时有没有想到自己要这个腰牌呢? 史树青:这个东西是给博物馆的。我们博物馆寻找成吉思汗的文物已经50年了,对这位政治家的文物,过去一件也没有,就有一件画像,成吉思汗的用具、纪念品什么都没有,现在来了一个硬货,这还了得。
  “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银质鎏金,长21.7厘米,宽6厘米,是蒙古国皇帝颁发诏敕的信物,正面和背面分别刻有汉字和契丹文,这是至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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