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嫦娥一号”总设计师孙家栋
作者：彭洁清
岁月匆匆，时光飞逝，我和孙家栋再次见面已是1988年，这时孙家栋已经是航天部副部长了。他率领一个代表团赴美国考察访问，应美方邀请，我有幸接待该代表团并全程陪同。在参观实验室及工厂时，孙家栋看得极为仔细，听得十分认真。在和美方讨论时，他说话声音不高，但每句都是关键问题，令美方技术人员很是钦佩。他们没有料到一位中国部长的专业技术竟然如此高深，厚实。
参观和谈判每天都紧张地进行，到周末时，美方建议休息一两天，并邀请孙家栋一行去看看离公司不太远的大峡谷。在途中，孙家栋对我说，请转达美方，我们中午就吃汉堡包，别太铺张。孙家栋的话使在场的人非常感动。此时我才明白为何40多年前我先生单单提到孙家栋了。
和导弹打交道
孙家栋，辽宁复县人，1929年生，1958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毕业时获斯大林金质奖章。回国后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总体设计部设计室工作。1967年调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历任院总体设计部副主任、主任、副院长、院长，七机部总工程师，航天工业部(后改为航空航天部)副部长、科技委副主任、主任。孙家栋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中国探月工程“嫦娥一号”总设计师。
1957年11月16日，国家批准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分院，即现在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实际上，中国是古代火箭的故乡。在宋朝，就制成了用火药推进的世界上最早的火箭。中国古代火箭的推进系统，是在竹筒或纸筒装满火药，筒上端封闭，下端开口，筒侧有小孔，引出药线。点火后，火药在筒中燃烧，产生大量气体，高速向后喷射，产生向前的推力，这就是现代火箭发动机的雏形。古代火箭的工作原理和基本结构，为现代火箭的设计和制造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中国古代火药、火箭技术的发展，其时间之早，技艺之高，在世界各国遥遥领先。13世纪之后，随着商船的往来，火药和火箭技术逐渐传人欧洲，并对后来西方的文明与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初，在欧美科学家的努力下，现代火箭技术在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1942年10月，德国发射成功世界上第一枚弹道式导弹(即V-2导弹，射程约260公里)。二战后，美国和苏联都从纳粹德国缴获了大量的导弹资料、实物、设备并接收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借鉴了德国的导弹设计、试制、试验方面的经验，很快建立起自己的导弹工业。20世纪50年代，当苏联卖给中国的P-2导弹运到北京时，孙家栋正好从苏联回到了祖国，由于他是学习飞行器发动机技术的，回国后就分配到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工作。
苏联的P-2导弹是在德国V-2导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用的是液体燃料，推进剂为液氧和酒精，射程约为540公里。在卖给中国模型导弹的同时，苏联也卖给了一些图纸资料，但只给了生产资料而没有给设计资料。尽管如此，聂荣臻元帅仍然指示中国专家：既然买到了资料，就应该认真、好好地学透。不但要按照图纸资料一丝不苟地进行仿制，取得成功，而且还要做好“反设计”工作，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要为今后的自行设计铺平道路。
孙家栋满怀热情地投入到中国导弹初创阶段的仿制工作之中。他遵循聂荣臻的指示：写字要先学楷书才学草书，要像“爬楼梯”一样，爬完了一层才能爬第二层。孙家栋扎扎实实、夜以继日地消化资料，钻研技术。
1960年，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撤走了在中国各部门的专家，停止供应P-2导弹的资料、数据和图纸，妄想把中国的导弹事业扼杀在摇篮中。面对困难，中国科学家奋发图强，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中国仿制的第一枚“争气弹”“东风一号”于1960年11月5日，即在苏联专家撤走后不到3个月就发射成功。
1964年，孙家栋被任命为中程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领导完成了中程战略导弹总体设计工作，并制订了各分系统设计任务书；编制了大型试验的试验大纲。同年6月29日，中国第二枚中近程导弹发射试验取得成功。
1966年10月24日，中国用改型的中近程地地导弹载着核弹头，成功地进行了“两弹结合”飞行试验，西方国家关于中国“有弹无枪”的论调不攻自破。
由于孙家栋工作出色，具有完成大系统工程的组织能力，深受钱学森等人的赏识和器重，这也是平日从不多言的我先生见到孙家栋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夸他一句的原因。
回忆起这段历史，孙家栋不无感慨地说，我小时候的愿望是想造大桥，在哈工大读书时听说学校要增加汽车专业，觉得造汽车可能比建桥更富有挑战性。在苏联学的是飞机制造，而回国后又被分配从事导弹制造。看来我这一辈子要和导弹打交道了。
“造星人”
当中国在火箭技术方面获得重大突破和进展，为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奠定了基础后，中科院就成立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筹备处，并从中科院有关单位抽调了科研人员，计划在1970年到1971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科学院的卫星研制工作无法进行。
聂荣臻元帅面对这一现实，为了保证人造卫星工程能按计划进行，于1967年初向中央提出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将其编入军队序列的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了这一建议，确定由国防科委具体负责空间技术研究院的组建工作，由时任七机部副部长的钱学森兼任院长。经钱学森推荐，调孙家栋去负责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孙家栋二话没说，服从分配。
孙家栋的担子一下子加重了，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组织卫星研制队伍。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七机部闹派性全国闻名。孙家栋不信这个邪，他说：“中国星不是这派、那派的，它属于全国人民。”他以搞卫星的需要为标准，来挑选人才。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选出18个人。他向钱学森汇报，钱学森点头赞同，很快得到聂帅的批准。说来也巧，在这18位同志中，每派各有9人，他们后来被人们称为“航天卫星十八勇士”。
在中国第一星的研制过程中，孙家栋感到早期形成的卫星总体设计方案难度太大，以当时的国情和技术基础、工业水平来衡量，如果把卫星的技术指标定得过高，不容易实现。因此，他认为应当遵循中央确定的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发展方针来进行卫星的研制。他的意见得到了众多专家的支持。他带领着“十八勇士”重新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