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我的中国：翻译家沙博理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作为新中国文学西播的前驱，沙博理翻译了二十余种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包括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反映“红色中国”的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及《小二黑结婚》、《家》、《春蚕》、《李有才板话》、《保卫延安》、《创业史》、《林海雪原》、《月芽》、《小城春秋》、《孙犁小说选》、《我的父亲邓小平》等。20世纪70年代，他开始着手翻译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并赢得中国文联最高翻译奖。此外，他撰写的《一个美国人在中国》、《中国学者论述中国古代犹太人》、《中国古代刑法与案例传说》、《马海德传》以及自传《我的中国》等书，先后在中国、美国、以色列、新加坡等国出版，引起很大反响。笔耕之余，沙博理也曾在《西安事变》等三部影片中客串过角色。
自称“华籍美人”的沙博理热爱中国。他的中国情结源于半个多世纪前和爱人凤子的相知、相恋。他说：“To love a Phoenix,to love a Dragon.”
别的我不懂，就是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很彻底的变化
沙博理这个名字是他在美国时的一位同学取的。意思是“博学明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当过5年律师的沙博理报名从军，成为一名高射炮炮兵。当时，一些士兵被送往大学学外语，以备将来派往国外。沙博理本想学习法语，却被分配去学中文，这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了三学期中文后，他成了一名“中国文化迷”。1947年春天，他抱着“去中国看看”的心理，带着仅有的200美元积蓄，乘船航行30天来到上海。没有人想到他将与纽约阔别二十多年，更想不到他会选择一生留在中国这个陌生而神秘的东方国度。
记者：到了上海下船以后，应该说是第一眼真正看到中国，那时候是什么样子?
沙博理：看了很奇怪，两个人穿了个长袍在那儿走路，这是我的头一个印象。
我第一次看到长袍，觉得很奇怪。当然后来进了城就不一样了。有极少数人很有钱，很阔气，有车，穿的西装很漂亮，绝大多数生活非常困难，通货膨胀相当厉害。交通主要是坐黄包车，有人拉着跑，我在美国没见过。我坐了一两次，后来我说我不坐了，有一个人给我拉着跑步，我想我不对了。
记者：您觉得有点不忍心?
沙博理：我觉得不好。我原来有个幻想，到中国来，主要是进一步学习中文、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后来到上海，中国朋友笑我说，你要学这个，你不应该到上海来，应该到北平。我钱已经快花没了，怎么办呢?中国朋友就劝我赶紧去找一个律师工作。我果然找到了一个，这样，我吃饭的问题就解决了。后来慢慢地，自己开了一个律师的小办公室。那个时候，我买了一辆旧汽车自己开，红灯一停就马上涌上一大堆人，跟你要钱。穷人很多，死人也很多，来一个大汽车运到郊区烧了，就这样。别的我不懂，就是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很彻底的变化。
中国应该彻底变化的想法。与他落脚后认识的一个让他心动的女人有关。就是这个人改变了他的一生。
这个让他心动的女人叫凤子。是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一个比较活跃的人。她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是中国最早主演《雷雨》、《日出》的演员，在戏剧界享有盛名。日本侵华期间。她转移到大后方从事新闻报道。抗战胜利后，她又回上海主办进步杂志《人世间》。认识沙博理时。她已经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
最初，沙博理来找凤子只是想学点口语，没想到，在他们熟悉以后，彼此都产生了好感。
沙博理：在这个时候，对她没什么别的要求，就希望她帮助我学中国话，学得好一点。她也愿意我教她学英文。后来，我们就约定隔几天到她那儿去，她教我一个小时的中文，我教她一个小时的英文。
记者：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沙博理：她这个人性格很开朗，感情什么样，都表达出来，很大方。她的眼睛很有神，所以她的表情非常活，很直爽。
记者：那你们之间的爱情，是什么时候萌发出来的?
沙博理：爱情是慢慢来的，我是慢慢地才理解她，才认识她的。原来就看她外貌很好看，后来也慢慢地知道她干的是什么了。一个年轻女孩子，搞那么危险的工作，很不容易，所以我首先是佩服她这个人。
记者：你们在思想上能够沟通?
沙博理：经过她，我也认识几位搞地下工作的人，也听他们给我们讲马列、毛泽东思想，介绍中国各方面的政治情况。我就开始明白了，当然水平还是很低。我至少能认识到，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沙博理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他们爱情的脚步。1948年5月16日。两人在冯亦代等上海文艺界朋友的帮助下结婚了。在亲密爱人凤子的影响下，沙博理不仅理解了革命。还以他律师的身份做掩护，使地下党避开了当时国民党特务的监视。
沙博理：一些人，国民党要抓了，他们要逃离上海，就首先到我们家里来躲几天，合适的时候就走了。
记者：您外国人的身份，还是有些好处。
沙博理：国民党不能够随便来查我们的房子什么的。此外呢，我自己那个律师办公室，在高楼大厦里，相当讲究了，好像很绅士的样子。下班以后，从解放区出来的一些人，跟我们上海做地下工作的人在那里开过会。
记者：国民党想不到，共产党会在一个美国人的办公室里开会。
沙博理：我从美国带来的一个小无线电可以听短波。那个时候上海无线电不多，搞地下工作的同志们，需要的时候到我们家里来，门也关了，窗帘也挂了，开了就听延安的广播。延安很需要药品，我们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正好想办法把一些药给他们，所以有那么一个地点。
记者：实际上那个时候，在政治态度上，您已经是很明确地支持共产党了?
沙博理：那当然，这个很清楚了。后来有人知道了些内部消息，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有个名单，要抓什么人，凤子的名字也在其中，你赶紧走吧!我自己心里已经很不喜欢上海了，就愿意离开了，我们想到解放区。离开之前，组织给我一个任务，想让我们带一个外国人跟我们一块儿去，等于是叫瞎子领瘸子，我们根本没有什么经验，也不会搞。反正这个很复杂，也很滑稽了，简单说，我们没走成。
那时为了躲避特务的追捕，沙博理夫妇当即离开了上海，取道天津等地，虽几经周折，也没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