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为了美的追求（二）
作者：胡贻志
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重新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1月，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宣布，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2月2日，周恩来在《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写明，邓小平在他治病期间，代他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 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的一切安排都已就绪，只待毛主席批准生效。
邓小平迅速约见了胡乔木
邓小平在受命之际，想到了在1953年至1966年与他共事十三年的胡乔木。
据叔叔回忆：我和小平同志共事从1953年开始，邓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我任副秘书长。八大以后，邓为总书记，主持书记处工作，我为候补书记。叔叔说：这个时期，“我虽然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但是我的工作很多是由主席安排的。我和邓工作关系比较密切的：在起草八大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报告时；还有在中苏谈判时，特别是1960年的三次谈判。其中，两次预备会议，中方代表团团长就是小平同志，谈判非常紧张艰苦，我们朝夕相处。”
在这十三年中，叔叔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尤其是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上，叔叔为捍卫我们党的观点，反驳苏共的攻击，或伏案疾书，或慷慨陈词，他的才智有目共睹，连反对我们的苏共代表都不得不佩服，这也给邓小平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所以，当小平同志被委以重任之际，迅速约见了叔叔。
据叔叔回忆说：“为了安排我的工作，小平同志约见过我三次，他对我的工作安排前后有些变化，在我内心中也曾有过矛盾，有过短暂的迟疑，考虑到总理的病情十分严重，当时形势处于关键时刻，中央工作一定非常艰难繁重，也就毅然地同意了。”
今天重新回忆，有据可查的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75年1月6日，也就是任命邓小平身兼党、政、军三个副职的第二天，和周恩来正在草拟由邓代周主持中央工作的《请示报告》期间；第二次是在6月8日。两次相隔五个月，时间长了一点，我分析中间还应该有一次，但是查找不到依据。
小平同志第一次约叔叔谈话，请叔叔出任国务院顾问，建议他多找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班子，写一批重要理论文章，研究一些重要的理论政策问题，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小平同志第二次约见叔叔谈话的精神和第一次有显著的变化，他说：不搞国务院顾问了，成立个政治研究室，请你负责。由于中共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政研室，这个政治研究室就设立在国务院。
长期在中央工作的叔叔，心里明白，这个政治研究室实际上是邓的工作班子、参谋班子、写作班子。叔叔知道小平同志的作风与周总理不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尽量避开与江青一伙的正面冲突，在形式上作些让步。而小平同志现在的工作布局，是把政治研究室摆在与“四人帮”对着干的位置上。
我分析，叔叔说的内心曾经有过“矛盾”和有过“短暂的迟疑”就是在这次约见的时候。
四个多月干了那么多的工作
叔叔复出后，工作非常繁忙，全家支持他的工作，同时又为他的安全担心，因为毛主席对江青的批评并未涉及“文化大革命”执行的错误路线，担心形势会骤然变化。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形势会变化得这么突然，叔叔只工作了四个月就被拉下马来。通过后来的“揭批”我们才得知，仅仅四个月他们就干了那么多的事情。可以想象，他是拼着老命在干的。
政研室搞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搞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计委搞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三篇文章都是叔叔会同其他同志一起按照小平同志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把经济建设重新作为党的工作重点的思想起草和修改的。这三篇文章统称为“三株大毒草”，被“四人帮”集中火力批判。他还积极筹办了一本名为《思想战线》的刊物，预定1976年元旦出版发行，也因“批邓”而胎死腹中。
当时，对“四人帮”不满的信件全汇集到政研室处理，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电影《创业》、《海霞》，有小说《李自成》，受到毛主席严厉批判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写的告状信，这些信件都是由叔叔送小平同志转呈毛主席的，或者经小平同意由他直接转呈毛主席的。
事后，叔叔回忆说：后来有些文章在讲到1975年“整顿”时，用“大刀阔斧”来形容，其实并不尽然。当时，确实冲破了重重困难，“整顿”工作搞得很有声色，也很得人心。但是，在那个岁月里，“整顿”工作只能在毛主席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因此，叔叔非常谨慎，每项工作都要经过认真的权衡后，仍要请示邓，得到邓的允许。邓在许多问题上也要请示主席，征得主席的同意。
叔叔曾说：“宽街邓家的门槛都被我踏平了。”他是形容那时他和邓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他俩这样密切的联系，许多外人并不知道，但“四人帮”十分清楚。
政研室被当作“揭批”的突破口
1975年11月，毛主席不满邓小平的“整顿”，掀起了席卷全国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批判的炮火轰向邓小平，也轰向胡乔木。邓被批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叔叔被批为“邓小平参谋班子中的那个理论家。”
江青对叔叔恨之入骨，她和毛远新指责“政研室是右倾翻案风的黑风口”，“政研室是谣言公司，邓小平是总经理，胡乔木是副总经理”，斥责叔叔“对毛主席忘恩负义”，“是一个坏人”，就连叔叔整理毛主席著作《论十大关系》，也被诬蔑为“秉承邓小平的旨意，篡改毛主席著作”。
江青紧紧盯住了叔叔，把政研室当作“揭批”的突破口。叔叔原本瘦弱有病，又受到频繁的“揭批”斗争，身体很不好。我曾向叔叔建议：“您身体这样不好，和其他老同志一样也去住院治疗吧!”叔叔摇摇头说：“他们只许我看病，不允许我住院医治。”
在“批邓”时，“四人帮”采取了一切办法向叔叔施加压力。叔叔认为：毛主席在最后二十年里犯的“左”的错误给全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当时小平同志搞的“整顿”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这是他内心的想法。
虽然，叔叔明知“批邓”完全是错误的，但是，毛主席讲了要“批邓”，定了调子，发了文件，他怎么能违抗呢!
毛主席的联络员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亲自审定的中央文件《打招呼讲话要点》，好像每句话都是毛主席对他说的，他怎么能置之不理呢!
这不能不在他内心引起巨大的冲突。他左思右想：不写，无法向毛主席交代；写吧，又不能损害党和国家的重大利益。叔叔是一个组织观念极强的人，他长期做主席的秘书，组织纪律的约束和他本人性格特征决定了他，在3月2日终于违心地向毛主席写了那个“揭批”邓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