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我的鲁滨逊式外交生涯

作者:吴钟华




  我在外交部工作近40年,40年的光阴转瞬即逝,一切都成了美好的回忆。而在千头万绪的回忆中,最令我动情、令我终身难忘的,是我独自一人在基里巴斯岛国建立大使馆,工作并坚守了三年的独特经历。一个人一个大使馆,不仅在我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在世界外交史上也不曾有过先例。
  一人一馆已够稀奇,更为稀奇的是我所处的岛国的环境。基里巴斯是位于太平洋中部偏南的一个小岛国。首都塔拉瓦岛长不过27公里,宽不过一二百米,如同漂浮在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上的一片树叶。岛上仅有一条简易公路,路两旁点缀着岛民的小草房和高高的椰子树,树和草房之外就是望不尽的太平洋。这里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更不用说电视,精神生活等于零。大自然赋予岛民们吃不尽的鱼和虾,喝不完的椰子汁。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我就这样在这个最简单、最原始的岛上工作,过着鲁滨逊般的生活。我欲语,无人应,没人跟我说中国话,一日三餐我同岛民一样伴随着太平洋的惊涛骇浪,仅以鱼虾为生。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人长时间工作和生活,孤独和寂寞这几个字,恐怕世上只有我体会得最深。而我却孤独无怨,寂寞无悔,因为我受命于祖国,祖国无时不在我心中。
  
  使命紧急 独自建馆
  
  1989年5月9日,我受命赴我国驻斐济使馆工作。当时,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这两个太平洋岛国都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我们没在那里设立大使馆,由驻斐济大使兼任驻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大使。这两个岛国离斐济较远,从斐济乘飞机去瓦努阿图需3个小时,去基里巴斯则需10个小时。因而,台湾当局就加紧用“金钱外交”和“弹性外交”收买这两个岛国,与我们争夺外交阵地。我在驻斐济使馆工作9个月,大使就派我8次出差到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主要是跟台独势力斗争。其任务之重、之艰难,在我之前、之后的外交生涯中都不曾有过。
  在多次打掉台湾想与瓦努阿图建立外交关系的图谋后,为防止其北上基里巴斯,经请示大使,11月22日,我独身一人去基里巴斯出差。果不出我所料,李登辉的特使带着两架波音737飞机以及同基里巴斯建交公报,正在基里巴斯活动,当时基里巴斯十个部已经被他说服了七个。如果其图谋得逞,特使留下来就是大使。情况十分紧急,大使给我三点指示:第一,一定把情况搞清楚;第二,如情况属实,一定要把台湾当局的图谋打掉;第三,不打掉台湾当局图谋,暂不回斐济。我坚决执行大使的指示,一个部一个部去说服,对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七个部全被我说服过来。最后,我又拜见基里巴斯总统塔巴依。总统是有头脑的人,他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他对我说,基里巴斯只同台湾进行民间往来,建立民间关系。11月28日,我终于把李登辉的特使赶走了。这次出差回到斐济后,我将上述情况报告国内,并向国内建议,为确保基里巴斯这块外交阵地,我们应去基建立大使馆。国内很快同意我的建议,紧接着就派我去基里巴斯建立大使馆,并任临时代办。1990年2月24日,我就走马上任,开始了一人一馆、三年鲁滨逊式的荒岛生活。
  
  开馆亮相 拼命三郎
  
  2月24日是星期六,为尽快开展工作,我决定于2月28日举行开馆招待会。从25日至28日,除掉一个星期日,只有三个工作日。在这三天里,事情千头万绪,要装电话和传真机,买汽车,挂使馆馆牌,准备临时旗杆,还要打印请帖,发请帖,收拾举办招待会的馆舍。星期日不能对外工作,我就先办三件事:钉馆牌,打印请帖、信封,购买生活必需品。
  2月26日,星期一,我开始严格按计划办事。我的计划是按小时安排的,分秒必争。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不管多紧张,不管多累,要办的事必须完成。开馆招待会在我的临时馆舍举行,食品和酒水我自己解决不了,只好包给基里巴斯唯一的小旅馆——欧森泰旅馆解决。
  招待会是外交活动的重要方式。就其工作来说,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分工很细,一般要由几个人来做。有人负责迎客,有人负责安排招待,有人与记者联系发消息,有人负责安排讲话,等等。现在这些工作必须全由我一个人做,我就必须在27日、28日白天把这些工作理出头绪,在招待会上付诸实践。这两天时间,我还得把招待会的场地准备好,收拾房间,擦拭地板、门窗。室内还应有点布置,可我无任何东西,仅有一份我从斐济使馆带来的中国挂历,我把它挂在厅里,这样才有点中国味儿。这份挂历是我特意带来的,因为我知道,我在这里生活和工作需要它,它也将是我生活和工作的见证。
  28日下午6点,我站在大厅门口,迎候宾客。遇到重要客人,如副总统、议长、郡长和各部常务秘书等,我便陪到厅内,让招待员上酒水,然后我再回到门口迎候其他宾客。6点45分,塔巴依总统和夫人进人院内,我忙去迎接并陪到厅内,门口就照应不了,好在主要客人都到了。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驻基里巴斯高专和他们的夫人也都来了。他们对我一个人开馆举办招待会都感到新奇,特别是英国高专,厅内厅外都走走,还到厨房看看。
  招待会的大厅不到40平方米,都被客人挤满了,不少客人站到了院内。我只好里里外外和朋友们交谈让酒。旅馆准备的食品是他们的老一套,基本以生鱼虾为主,也有一些面食。我特意从斐济背来几听烤麸罐头,让招待员打开放在托盘上,让客人们品尝。他们都没见过,便争着品尝。
  招待会完全按我设计好的程序进行,当时我表面上很轻松,有说有笑,落落大方,很有外交官的风度,其实心里非常紧张,生怕哪里出错。招待会结束后,客人陆续离开。我送走最后一个客人时,已是晚上11点多了。我巡视了一下周围,把门关上,想坐下来休息一下,这时才发现我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双腿僵直,坐都坐不下。从早上6点一直忙到深夜12点,我整整连续工作了18个小时,累得连床都爬不上去了。但此时我还不能睡,必须把开馆招待会的消息发出去。这就是我在基里巴斯办的第一件大事。
  
  险情不断 大难不死
  
  招待会后没两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3月2日上午,我正在馆内忙于对外工作,突然当地警察局来人通知说,在使馆附近发现了一枚没爆炸的500磅炸弹,他们要请外国专家排除,时间定在3月5日,为防止意外,附近的居民须躲开一天。当时,我的临时馆舍位于塔拉瓦岛西边1000多公尺之外的贝霄岛上。二战期间,美国在一周内向这座仅有1.5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投下了3000多吨炸弹和炮弹。战后几十年,直到现在,岛上还不准火烧垃圾,因为怕碰上没有爆炸的炸弹。3月5日那天正是我的生日,我本来就没怎么放在心上,更没有奢望什么鲜花蛋糕。这下可好了,500磅的炸弹恰似给我的生日礼物,这样特殊的礼品,我哪里敢收,我必须得躲开。3月5日一大早,我把建馆的一些文件和建馆费以及几件备用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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