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次突击采访
作者：王焴长
“中央文革记者站”成立于1966年9月初，第一批记者共约二十六七人，是新华社军事部和驻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军事记者，都是现役军人。1966年年底，由于各地都乱了起来，人力不够，才从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调来一批记者和编辑，两者加在一起共约40人左右，不是军人的无一人穿军装。再后来又从各大军区、解放军政治学院调来军队干部155人，从马列学院调来14人。前者都是军人，仍穿军装，后者是地方干部，仍穿便衣。直到最后“记者站”撤销时，总共也只有236人。
“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记者是干什么的?他们的职责是什么?明确地说，只有一句话，就是“向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反映真实情况”。
我是第一批抽调到“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记者之一。据我当时的记录，“记者站”成立大会当天，王力向我们交代任务时说，“五一六”通知公布后，全国像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天津、兰州、宝鸡等许多地方的“文化大革命”都迅猛地开展起来，一些省、市党政机关已经陷于瘫痪状态。毛主席说，“这个城市、那个城市都闹起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要派人去看看。中央不要去人，派一些记者去”。这样，就从新华社把你们这批军事记者调来了。你们的任务是“向毛主席和中常委提供各地的真实情况。当地发生的重要事件，要随时向北京报告，一个地区或那里的某个单位发生了什么大事，要作系统翔实的综合调查报告”。当时，王力还特别强调说明，“你们任务是直接向毛主席和中常委负责，由我们中央文革小组领导。”那天到会的除王力外，还有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谢镗忠、新华社副社长王敏昭、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胡痴等人。他们也都讲到成立“记者站”是毛主席提出的，并且告诉我们，毛主席对记者的要求是：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做到客观求实，不偏听偏信，不介入当地的运动，也不受当地党、政、军机关的领导，直接向党中央负责。
听了上述的传达，我们都深感执行这一任务的光荣，更感到肩负责任的重大。可以肯定地说，在“记者站”工作的近三年时间里，这批记者中的绝大多数都做到了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也无论遇上什么艰难险阻，哪怕是双方正在激烈枪战的武斗现场，都要冒着生命危险赶到那里去，深入现场观察了解，做到亲见、亲历、亲知，掌握第一手材料，并且严格按照毛主席向我们提出的要求，尽力做到对各方面的情况都作详细的了解，客观求实、不存偏见地向上反映。事实上，在当时情况下，我们都把这看作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在那段岁月，对全国各地情况和问题的反映，恐怕只有我们这批记者才是做到了亲见、亲闻、亲知。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也难免有同志受“左”的思想影响，在某些事件上作过不够客观的报道。但是，即使有这类问题，记者也并非有意为江青做“工具”，更不是江青的“爪牙”。
要派记者去调查
1967年元旦的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召集“记者站”全体人员开会，说是给大家祝贺新年，实际是布置新一年的工作(此时，记者站已组建三个多月，除我们最先调来的20多名新华社军事记者外，又从人民日报社、新华社、马列学院、解放军政治学院和部队抽调一批人)。当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姚文元等人到会并讲了话。江青先说了一段“同志们很辛苦，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及时向毛主席、中常委和我们小组反映了许多有价值的情况”的客套话，然后话锋一转，“但是，是否全面，是否有重点呢?不是的……西藏和新疆现在就还是空白点，没有人去，这使我很吃惊。齐齐哈尔的人撤回来了(指记者)，我也不知道。你们的工作要全面，要有重点，西南就是重点。那里有直升飞机，可是连机场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人家准备与中央对抗的呀!”她接着说：“同志们，那边来的红卫兵小将说，渡口只挂刘少奇的像，不挂毛主席的像；只喊刘少奇万岁，不喊毛主席万岁。情况很复杂呀!”
事过没两天，“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新华社军事记者)又接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通知，说是江青讲了，“渡口领导班子是彭真、贺龙线上派去的，彭德怀也在西南三线，情况很复杂。那里还有个安以文，是渡口市委的书记，他是‘叛徒’安子文(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的弟弟。这个安以文，他封锁毛主席对三线建设的指示，搞‘独立王国’，要派记者去看看，报告主席和中央。”她还煞有介事地说：“去的人很可能被他们抓起来，要派有经验的记者去!”
江青把渡口市的形势讲得如此严重、险恶，派谁去好呢?徐学增为此十分为难，他怕果真如江青所说，派去的同志被抓、被关，甚至有生命危险。那时的我们，满脑子装的就是要“忠于毛主席”，对党中央和毛主席负责，不论有何困难，都要保证给毛主席和中常委提供最准确的第一手材料。于是我就跟老徐说：“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我是四川人，又在四川新闻界工作多年，有许多熟悉的同志，即使真的被抓、被关，也会有人救助，会很快给记者站报信的。”老徐想来想去，觉得我去确实比较合适，但是他仍不放心，又增派一名比我年轻十来岁的杨心灵同志与我同去。杨心灵是从成都军区调来“记者站”的，对四川也比较熟悉，有许多方便条件。不仅如此，老徐考虑到我们的安全，又规定我们两人以不同的身份去，我仍用《解放军报》的记者证，小杨改用《红旗》杂志的记者证。这样，即使渡口形势果真如江青说的那样险恶，我们两人也不至于同时被抓，总有一人可以把情况报告北京。于是，我和杨心灵稍做了些准备，就在1967年1月中旬踏上了去渡口的路。
渡口人话建设
渡口，就是现在的攀枝花市，它原本是四川与云南接壤的一片不毛之地。由于毛主席提出要搞“三线建设”，在中国后方建设起一个“打不烂”的备战钢铁基地，渡口地处丘陵起伏的山区，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矾钛磁铁矿、煤炭和石灰石等矿产资源，中央便组织了大批的人力到这里来，着手地质勘察和资源调查，进行开矿、建厂的设计与建设。可是，这个正在建设中的钢铁基地，怎么会一下子就“不在我们手里”了呢?我心里实在有些纳闷。但是江青讲得那么具体，那么严重，我们又怎敢不相信呢!
当飞机在成都机场降落后，我先去新华社四川分社看望几位老同志，谈话中顺便提到我要去渡口采访(当时记者站有明确规定，我们执行的任务的具体内容是要严格保密，不许向外人透露的)，想看看他们有什么反映。可是，他们听说我要去渡口，不但没有丝毫异样的表情，相反热情地告诉我，分社的郭丕宵同志已去那里采访了，到那里你们就会碰上面的。他们讲得是那样的轻松自然，同江青讲的险恶情况迥然不同。
第二天，我和杨心灵就乘飞机去了西昌。在西昌军分区住了一夜，早餐后军分区派一辆吉普车送我们直奔渡口。记得那汽车道是新建不久的土路，路两侧的山坡上长满了茂密的树木。汽车在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