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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五大召开的前前后后
作者：李 颖
中共五大在极端严峻的形势下召开
1927年4月28日，中共五大召开的第二天，38岁的李大钊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被杀。《晨报》留下了这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从容赴难的遗照，也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他身“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
李大钊牺牲在中共五大召开之际，这是当时严峻形势的真实写照。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国际外交惯例，在北京出动军警袭击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20人。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的就达2000多人，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等在内。阎锡山在山西，刘湘在四川，也纷纷进行“清党”，并表示拥护南京政府。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曾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受局部失败。
1926年底到1927年初，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革命中心逐渐转移到武汉，党的一些领导人吴玉章、林祖涵、恽代英、彭湃、毛泽东、瞿秋白、刘少奇等先后到达武汉。他们同原在湘、鄂、赣地区工作的董必武、方志敏等会合在一起，继续与在武汉的国民党人合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局势迅速逆转。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样，全国出现武汉、南京、北京三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这时的武汉政府虽然基本上还是革命政府，但内部情况日趋复杂，各种矛盾和危机相互交织。
在1927年4月上旬陈独秀等到武汉后，在鄂的一些中央委员在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的指导下，开始正常举行中共中央会议。此时，上海蒋介石、李宗仁新军阀势力及广东李济深粤系军阀已经发动反共事变，革命力量局促于两湖地区，北方的冯玉祥集团正在宁、汉两边周旋要挟，但倒向蒋介石右转的倾向愈来愈明显。
当时，武汉政府还保有湘、鄂、赣三省和河南一部分地区，拥有十几万正规军和许多工农武装。这些地区的工农群众运动，仍在继续发展，但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勾结其他军阀，对武汉地区实行包围和封锁。在帝国主义、蒋介石反动集团和买办地主豪绅等反动势力的内外夹攻之下，武汉政府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动摇，武汉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各类矛盾集于一身。武汉政府虽然大喊打倒新军阀，开除蒋介石的党籍，但其行动却日益向右转。
这样，武汉革命形势出现极为复杂、于左派十分不利的局面，内部的分化瓦解开始加剧。罗易当时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的主席，是中共的顶头上司；鲍罗廷则是苏俄政府驻中国的代表，是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顾问，手中掌握着苏俄政府的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是武汉政权的核心人物，他们两人的观点往往左右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可惜在此严重关头，两人的政策、方案并没有切实的成效，只是流于冗长的辩论。代表们秘密赶赴武57
中共五大代表确定后，怎样才能安全地到达武汉?这在蒋介石刚刚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严重、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情况下，是一个难题。
据郑超麟回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的第二日或第三日，陈延年、李立三、聂荣臻来到了他的住所，陈延年还带来了中央的一个命令：尚留在上海的中央工作人员，宣传部郑超麟、农民部罗绮园、妇女部杨之华，“速即到汉口去”。于是，郑超麟与陆定一作伴，“恋恋不舍地离开上海去武汉了”。
他们同乘英商怡和公司轮船。在船上，大家都以为陆定一是郑超麟弟弟，因为他们穿的西装是同样的衣料，由同一个西服店缝制的。
船上客人装得满满的，前后有两条英国兵舰保护着这条船及其他几条船。
陆定一也回忆说，他是1927年4月20日左右，和党中央做宣传工作的郑超麟结伴，由上海乘船去武汉的。其身边工作人员陈清泉在《在中共高层50年——陆定一传奇人生》一书中这样写道：
当时，长江沿岸很不平静，中国招商局的轮船随时都可能被军队拦截，把旅客轰上岸。军队是不敢去外国轮船拉兵差的，检查也没有那么严格。陆定一他们乘的是英商怡和公司的轮船。这些外国轮船公司乘机大敲竹杆，一张统舱票竞卖到45块银元，顶上普通职员两三个月的薪水。轮船在南京、安庆靠岸时，蒋介石的军队都没有上来检查。九江是朱培德的地盘，四一二以后，朱培德没有立即对共产党员下毒手，直到6月6日才“欢送”(驱逐)共产党员出境，因此，轮船停泊九江时没有受刁难。一过九江，许多乘客都活跃起来，开始高谈阔论。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他们的政治水平都超乎寻常，有人对时局简直是了如指掌。原来乘客中有许多革命者，李立三、罗亦农、王荷波都乘这艘轮船，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魏金斯基)和王明也在这条船上。
郑超麟多年后还清楚记得罗大口(罗亦农)、李大炮(李立三)和“戴眼镜的老头子”王荷波当时的模样。他是这样描述的：
走到左边去时，原来罗大口也在这船上。他仍是那样嬉皮笑脸的，同上面铺位的李大炮说笑话。一个喊“大口”，一个就喊“大炮”。他们两人又向旁边一个眼镜的老头子问长问短。老头子携带他的老伴儿以及四五个儿女，说是到汉口做生意的，他本在南京什么地方开鱼行。我们问他鱼的市价，问他哪种鱼味道最好。他就是王荷波。他的第三个弟弟王震东，在船上不同他打招呼，铺位隔得远远的。我同王震东在甲板上散步，我说：“你的哥哥真像鱼行老板。”他说：“你知道么，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杨普生也在这里。”
统舱里有许多青年人，西装的，中装的，学生装的，问起来都是“卖水果的”，“做茶叶生意的”，“坐庄的”或是“贩瓷器的”。客人们蒙被而卧的很多，像郑超麟和陆定一在统舱、房舱、客舱和甲板各处乱走的很少很少。但这也只限于第一天。船过南京并不停留。过了南京之后，蒙被而卧的人把被揭开了，守住自己铺位的人也到甲板上走走了。
一个“卖水果的”年轻人跑到郑超麟身边，问他：“听说郭沫若也在这船里，不知确否?”郑超麟很诧异：一个卖水果的人为什么关心郭沫若?“意外的意外”是，船到汉口，上岸时，伍廷康(维经斯基)从大菜间走出来，郑超麟同他点点头，他也同郑超麟点点头。
这样，大家终于平安到达武汉。
罗易是中共五大的实际主导者
中共五大的实际主导者并不是时任总书记的陈独秀，也不是瞿秋白等其他中共领导同志，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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