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清史人生
作者：佚名
1985年获吴玉章科研奖。1986年获全国教育战线劳动模范称号。1994年获全国“五个一工程”著作奖和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首届孺子牛金球奖等。
“我们现在修史跟随过去不同”
2002年8月。国家启动了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清史》纂修。这个浩大工程预计将耗时10年完成。其负责人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戴逸。那一年，他已是76岁高龄。
易代修史是我国独有的史学传统，但在清朝灭亡的90年中。我国一直没有一部完整、权威的《清史》。
新中国的清史编纂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周恩来总理的委托下，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组建班子起草清史编纂方案，戴逸成为其中一位年轻的成员。
但由于后来的种种政治运动，编纂清史的工作一直处于停顿的状态。直到40多年后。戴逸才在新世纪真正实现了这个已经持续半生的梦想。
记者：这次编修清史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工程。听说您为了修清史奋斗了大半辈子，并且曾三次与其擦肩而过，为什么这次能够梦想成真呢?
戴逸：建国之初，董必武董老提议要修一部清史，当时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总理的赞成。到了1959年，周总理曾经要吴晗同志搞一个清史规划，当时吴晗找了我来商量，我那时才刚30岁出头。到了1965年，中央组织了清史编修委员会，我也参加了，那时我39岁。后来又到了1981年，邓小平同志曾经批准了一封群众来信要修清史，但是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所以也没有修成。这一次国家财政力量比较富裕，也没运动了，这是修清史的好时机。
记者：您说当时吴晗找您的时候，您才30出头，他为什么就选中您了呢?
戴逸：因为当时搞清史的人很少，我一直搞中国近代史。我当时正是北京市历史学会的常务理事，他是会长，比较熟悉，所以他找了我。
实际上，在孙中山先生任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就曾经讨论过修清史。到袁世凯任总统时，清史馆设立，参加纂修清史工作的学者有100多人。最终历时14年。写成536卷的《清史稿》。尽管这是近代一部大型的重要历史著作，但其中谬误也非常多。
记者：这次修史和前几次相比会有什么不同?
戴逸：很不一样。中国从来就有易代修史这样的传统。第一次是朱元璋在洪武元年下诏修《元史》，那时明朝刚刚建立。第二次是清朝顺治二年，清军刚刚人关的第二年就下令修《明史》，但《明史》修得很长，修了90多年。到了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下令修史，修成了《清史稿》。因为最后没有修成为一本成书，所以是稿本。我们这是第四次修史。当时，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四位常委批准了清史工程的项目。这次修史和以往封建时代的修史在目的、观点上都不同，并且我们这次在史料方面准备比他们充分得多。过去修史，它所依据的档案都没留存。而现在，清代的档案基本上都完整地保存在故宫。我们这次修史，比较有幸的是，一百几十个人管理档案，这个量很大。
记者：《清史稿》有536卷，修稿历时14年，我们可作超越的地方在哪里?
戴逸：《清史稿》也是一本有价值的书，但是它有严重的缺陷。当时修史的那些人都是清朝的遗老，对清朝念念不忘。因此他们是以遗老的心态来修清史，对当时成立的共和国、对革命非常不满，诋毁革命比较厉害。《清史稿》里面孙中山的名字只出现了一次，还是在通缉孙中山的时候。《清史稿》里不提孙中山，清朝怎么灭亡的就搞不清楚了。
新世纪编纂清史将有不少创新之处：一是具有世界眼光。把清代社会置身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对照。并将吸收国外清史研究的置要成果。二是增加过去没有的图录部分。而且这个比例占到10卷之多。清代社会的各种绘画、图像、地图、照片都将被收录进来，如《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图》、《耕织图》等，形象再现当时的生活场景。尤其到清末照相技术已传入中国，这部清史将搜集20万张备选。将那个时代的“真容”呈现给读者。三是过去修史中人物只写官员，没有平民。这次要充分反映这些人物。“样式雷”就将在这部清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家世代是杰出的建筑工匠，故宫、承德避暑山庄、清东陵、颐和园等这些中国建筑瑰宝都凝聚了他们的智慧。至于唱京剧的程长庚、谭鑫培等人也将被写入清史。
戴逸：我们现在修史跟过去不同。以前修史的全部是官员，修明史只有一个人不是官员。而我们现在修史的都是学者，修史编审委员会25个人全部都是学者，没有官员。
记者：司马光在主编《通鉴》时有这样一句话：宁失于繁，无失于略。同样作为主编，您的编辑思想是什么?
戴逸：我也要求写得真实一些，所以这部清史有3000万字，大大超过二十四史里面任何一部。
记者：10年的时间我们听起来很长，但是对真正修史来说，时间够了吗?
戴逸：我也很担心这一点。我也怕10年时间太仓促，单是《清史稿》就修了14年，何况它只是书稿还不是一本书。不过我们修史比《清史稿》那时候条件要好。我们不处于兵荒马乱的年代，经费也容易着落，生活有保证，同时全国学者也非常愿意投入这样的工程。
记者：说到经费，学者们都很关心您作为主编，会用怎样的价值标准来运用这笔钱?
戴逸：我要看修史质量，但是我们也要很爱惜国家的资金，不能随便乱花。我们现在在搞一个整理史料的基础工程，把文献资料整理出来出版，这个要花很多钱，可能达到10亿元以上。
“当时就通知我到外交部去开个会，我也不知们首是什么事”
戴逸常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之一。是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为中苏边界谈判问题作出的重大贡献。
1957年，中国和苏联举行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首次边界谈判，由于两国在近代史上关于边界问题曾有多次冲突。牵扯到政权更替、战争赔偿等诸多因素。情况非常复杂，因此中央要求中国历史学界对中苏边界问题进行研究。在最短时间内提出有力的历史依据，为谈判提供参考。
戴逸接受了这个任务。
戴逸：当时就通知我到外交部去开个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去外交部以后，当时外交部余湛副部长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