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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新：红色记忆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陈文新出身于革命烈士家庭。父亲陈昌曾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1930年遇难。她从小与母亲和姐姐相依为命，艰苦求生。1948年夏考入武汉大学。1953年考取留苏预备班，翌年到苏联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读研。1958年获理学副博士学位回国，在中国农业大学工作至今。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自20世纪70年代，陈文新将科研锁定在根瘤菌——豆科植物共生体系上，先后主持国家科委、国家自然基金委一系列课题及国际合作项目，其成果获省部级一、二等奖6项，并获200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主席叫我母亲为大姐，
我姐姐们就管主席叫舅舅
陈文新是我国土壤微生物学的重量级人物，她掌握着全世界最大的根瘤菌资源库。根瘤菌是一种被称做天然氮肥的微生物，在农业生产中可以部分地替代化肥的作用。
陈文新的魅力不仅在于她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科学家，还在于她那具有传奇色彩的身世。陈文新的父亲陈昌（字章甫）是毛泽东当年的同窗挚友。她本人与毛泽东的交往则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她是武汉大学农业化学专业的一名学生。
记者：在见毛主席之前，您是不是曾跟他通过信？
陈文新：武汉大学是1949年5月解放的，解放后我没有回家，一直到1951年4月。那年，我利用春假回了趟家。母亲就跟我说，你代我写一封信给毛主席。我当时很高兴，回到武汉大学以后，我代她写了一封信，我自己也写了一封，放在一起，就寄给毛主席了。
记者：信里介绍了一下您的学习情况？
陈文新：对，告诉他我在武汉大学农学院学农这样一些简单情况。这封信发出后，很快就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这让我觉得很意外。这封信落到我们一个同学手上，同学看到：革命军事委员会毛寄，就知道这肯定是毛主席寄来的。他们就把信拆开，看了以后才给我。
记者：还记得信的内容吗？
陈文新：记得，我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文新同志：你的信和你母亲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姊妹们努力学习或工作，继承你父亲的遗志，为人民国家的建设服务。问候你的母亲。祝进步！”
读罢信后，陈文新心情激动，而同样兴奋不已的还有武汉大学的师生们。当时就有人提议：陈文新收到毛主席的信，我们用信上的字做个校徽吧！最后，不只是校徽，就连校牌、周报的字体都取自她的这封信。然而，陈文新差点就没能留住这封十分珍贵的信件。
陈文新：毛主席逝世以后，中央办公厅动员所有和主席有信件来往的人，说要把信收回中央办公厅去。我母亲、我姐姐的那些信都被收去了，最多留个照片。但我把这封信留下来了，没有交。
陈文新是烈士的女儿，父亲是毛泽东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的同窗挚友，后随毛泽东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1930年2月被反动派杀害。当时，陈文新只有3岁，大姐12岁，二姐8岁。
陈文新：当时毛主席在一师附小当主事，我父亲就在那儿教小学。那时有四个教员，而且都带着家属，在长沙租了一套房子。这四家住在一起，毛主席，我们家，还有两个老师。当时毛主席就提议：我们要成立革命大家庭，把这四家都组织到一起，一起做饭，一起吃饭。我母亲负责伙食，她请了一个工人来做饭、买菜。因为我母亲也姓毛，结果主席就叫我母亲为大姐，我姐姐们就管主席叫舅舅，关系亲如一家。毛主席周末出去调查，一早吃完饭就走，也不带饭，很晚才回来。他经常那样去活动。1920年，毛主席跟我母亲说：开慧要跟我结婚了，我母亲说好事呀，就给他张罗，准备必要的床上用品等东西。最后请了两桌客人，很简单地在家里办了办。毛主席没别的人在那儿，所以说起来我们的关系就是很亲。
感觉就跟重见天日一样
陈文新的父亲牺牲后，母亲靠替别人缝补衣服换得男劳力为家里耕种几亩水田。少年时，陈文新上山拾柴火，下水捞鱼虾，和母亲一起种菜养猪等，什么农活都干。母亲个子不高，又缠过脚，抬着土、水、粪尿，母女俩艰难地走在田埂上。陈文新8岁那年，山里发大水，家里唯一的一块水田被冲了，为了抢救这全家的活命粮，她将禾苗一株株从泥沙中扶起来，洗干净重新栽好，从清早干到天黑，整整干了4天。禾苗救活了，一家四口的生活有了希望。
记者：您对父亲还留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
陈文新：他的遗体运到我们家乡，我母亲拉着我去看，这个我还记得，别的印象我真是没有了。
记者：父亲去世之后家里的日子怎么过呢？
陈文新：我们没法种地，我们家乡的习惯是女的不能下田。所以后来怎么办呢？我母亲自己会做衣服，她就给人家做衣服、缝补衣服换一点男劳力来帮我们种地。我从七八岁起就开始做辅助劳力，把我当男孩了，我是女扮男装，剃个光头，光个赤脚。
陈文新的父亲牺牲前对她母亲唯一的嘱托是“养育好他丢下的三个女儿”。母亲含辛茹苦，全力背负起这个沉重的嘱托。母亲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却千方百计地让三个女儿多读点书，因为她知道，有了知识、有了本领才能自立于社会。但是由于家境贫寒，她根本没有钱供三个女儿上学。父亲牺牲时，陈文新的大姐刚读完小学五年级，因家庭所迫，就靠自学，在15岁的时候冒充17岁考取了小学教师资格，从此担负起养活全家的重任。陈文新因此也才有了上学的机会。
记者：您小学实际上是跟着姐姐上的？
陈文新：姐姐在15岁的时候冒充17岁，考了小学教师资格，开始教小学。她教小学，我就跟着她上学了。不过，那里只有四年级，没有高小。她就带着我到长沙、浏阳一带，去附近的学校，求他们收留我上学。后来碰到一个老师是我父亲的朋友，就收了我。我读一学期停一学期，一学期转一个学校，从未在一个学校连续读过两个学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文新高中毕业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母亲仍为无力助她上大学而忧愁。陈文新理解母亲的苦衷，为了实现上大学的愿望，她在家乡教了两年小学，把工资积攒起来，于1948年考入武汉大学，靠勤工俭学维持学习。1949年5月武汉解放，从此，她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幸福成长。
陈文新：到武汉大学以后，我就完全靠勤工俭学，挣点钱当生活费。读了一个多学期后，武汉就解放了，我也算正式解放了，读书都不要交钱了，感觉就跟重见天日一样。
在莫斯科聆听毛主席讲话
1954年，陈文新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即将结业的一个周六下午，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受毛泽东委托，带陈文新到毛家做客。路上，王鹤滨告诉她：“毛主席对我讲，你是在武汉大学学习土壤农化的，很有志气。”这次见面长达六小时。
陈文新：我写信给毛主席说我来北京了，告诉他我过暑假就要到苏联去。没想到有一天，忽然一个人来找我，拿着我给毛主席的那封信。我说你怎么拿着我的信呢？他就告诉我是毛主席要他来带我去家中作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