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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红卫兵与“六十一人案”
作者：胡学常
高仰云反共启事
仰云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高仰云
这个高仰云是南开大学前任党委书记。高书记的“反共启事”，使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找到了“宝贝”：平时张口闭口都是革命词藻的高书记，竟然躲在历史的深处反共。这震得南开红卫兵目瞪口呆，欣喜之中一股革命的义愤油然而生，他们直觉得自己的革命热血一个劲儿地往上涌。
红卫兵继续翻检《华北日报》。“反共启事”一个接着一个，有时一人单干，有时多人合伙，从1936年8月31日至1937年3月14日，总共9批，不多不少，61人。
六十一人出狱是执行中央的决定
九一八事变刚刚过去，北平西城区的草岚子胡同突然间建起了一座监狱。监狱由一个并不起眼的大院子改建而成，分“南监”和“北监”，有狭小牢房20间，关人规模为100人。这明明是监狱的东西却不叫“监狱”，叫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专门关押共产党人，企图运用“软化政策”促其“反省自新”。不久前在天津和北平被捕的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全部被押送到这座新建的“反省院”。
1936年春，刘少奇化名“胡服”，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平津主持北方局工作。这个春天其实是一个酝酿着大转折的春天，胡服一路风尘，跋涉三月有余，正是为了顺应并促成这个大转折的到来。中共与张学良的谈判，甚至与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谈判，也都在秘密进行。白区的地下工作，过去是关起门来干，或者打开大门，冲向大街，赤膊上阵地干。胡服说，不行，再也不能那样干！所以，那个时候，在北方局所在地天津，胡服发出的声音，主要就是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
关押在草岚子反省院里的这一批人，其中不少人就是受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害。这批人的处境，在这个春天固然出现了新的转机，却也隐藏着更大的危险。如果华北沦陷，他们就会落入日寇之手；如果他们被转至南京，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甚至狱方为甩掉“包袱”，随时都有可能杀害他们。
以胡服为首的北方局，越来越为这批人的处境担忧。与此同时，胡服还发现，在新的正在转好的形势下，许多方面都可以大干一场了，他却找不到更多的干部。后来的“柯老”柯庆施，当时的“柯敬史”，在胡服手下当组织部长。他也觉得应该解决“草岚子问题”了，就向胡服建议，可让草岚子里的人履行监狱当局规定的手续出狱。胡服一听，觉得建议不错，立即写了报告，请示陕北中央。当时的陕北中央，经过商议，很快批准了北方局的建议。
1936年6月，一封转述北方局指示的信经过秘密渠道送至狱中。信的大意是说，目前外面的形势非常好，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开展了，就是没有人去做，各方面都很需要人。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主要是在敌人预备好的《启事》上按手印登报出狱），争取早日出来。狱中党支部经慎重研究，怀疑是狱方耍的花招，因而拒绝执行。过了不久，第二封信又来了，仍然是催促狱中人尽快履行手续出狱，信中郑重写道：“上次写给你们的信，你们知道是谁让写的么？就是中央代表胡服同志让写的。”还警告说：“过去你们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现在你们继续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不执行党的决定，那你们就要犯严重的错误”。收到第二封信后，狱中党支部又设法向狱外打探虚实，狱外反馈的信息，加之又收到第三封信，狱中人这才完全相信是中央的决定，同意履行手续出狱。从1936年8月31日起，薄一波等61人分作9批在《华北日报》上登了“反共启事”，陆续走出草岚子。
61人的出狱，是中共中央在特殊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事情本来就是一清二楚，61人是执行中央的决定，而不是执行刘少奇的决定。1943年，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他们被营救出狱的经过，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中央完全负责。”同时，还对他们在狱中的斗争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1936年61人出狱事件，弄出了很大动静，除了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党内许多人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借此事件整人的康生，都知道此事。1943年12月，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汇报关于反特斗争问题，说：“在河南红旗政策下，有假圣旨自首者如×××，有真圣旨自首者，如刘少奇允许薄一波等自首。”又据于光远和曾彦修回忆，1947年，康生率中央土改工作团到山东渤海区，帮助当地搞土改。第二年春节，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格平请康生一行吃饭。饭后，康生与于光远、曾彦修等工作团成员漫步闲谈。闲谈中，康生从刘格平曾蹲过草岚子监狱谈起，说到薄一波等人出狱的事。康生说，薄一波等人履行手续出狱，是中央的决定。唯有不属薄一波他们这个支部的刘格平没有办理手续，直到日本投降后才放出来，多坐了8年牢。康生大约是想说，刘格平这个人很怪，傻乎乎地吃了不该吃的苦。
为翻历史旧账，红卫兵寻找突破口
南开大学红卫兵开始翻这笔历史旧账，大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八九月间。按照红卫兵自己的说法，他们发现“刘少奇大叛徒集团”，是从搞高仰云开始的。
高仰云早已于两年前改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此时正在南开大学的家中休养，他的夫人李琛还在南开大学工作。校园里打“黑帮”的邪火已经烧起来，很快烧到了李琛，她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高仰云自然不干了，说：“搞李琛是给我高仰云脸上抹黑”。又说：“李琛不是反革命，这是政治陷害！”高仰云认定搞李琛乃是现任党委书记臧某某的主意，因而与臧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当时《新南开》报记者描述说：“一时间，冷落的高家大院成了闹市。休养在家的高仰云成了南开园里的忙人，接待来访、座谈、游说、讲演、‘扎根串联’”，而且“随着高臧之间的斗争的激化，群众斗群众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武斗逐步升级，流血事件接踵出现”。
邪火就这样轻易地烧到了高仰云。据说南开红卫兵彼时的思想很困惑，“高臧之间的斗争究竟是什么斗争？”臧某某“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高仰云“又是何许人”？据说还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多少个不眠之夜，八一八小将围坐在一起，捧着红彤彤的宝书，讨论，冥思苦想，寻求答案。”答案出来了：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大搞社会调查，揭开高仰云的历史，进而揭开南开大学阶级斗争的大盖子。
显然是有人向红卫兵透露了一丝线索：高仰云曾坐过国民党的牢，同他一起坐牢的还有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高仰云与杨献珍交往极深，杨在牢中曾经给高喂过饭。或许南开大学里确实有人自觉或被迫向红卫兵提供了线索，但为他们撑腰打气并为他们指点迷津的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8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的当天，康生也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忽然发现就在自己身后的不远处，一位红卫兵也在观礼。康生走过去搭话，一问是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红卫兵见是“康老”，受宠若惊之余连忙请教“下步该如何搞法”。康生说：“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历史。定个走资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定个叛徒特务，就永世休想翻身！”红卫兵又问：“如何去查呀？” 康生回答：“到图书馆、档案馆，去查解放前的报纸，查档案！”说完，康生还当场给红卫兵写了一张条子：“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有红卫兵小将前来查阅有关历史档案资料，望予支持。”条子署上了康生的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