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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追忆
作者：李景贤
外长互访为高级会见做准备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苏联解体，中苏关系这段历程相对比较短，只有42年零86天。其中，有过不长的美好年代，但更多的是不堪回首的岁月。1988年秋天，随着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逐步得到消除，特别是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开始有了眉目，作为这一“正常化”标志的中苏高级会见自然就被双方摆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中苏双方商定，两国外长于1988年12月初、1989年2月初先行互访，为中苏高级会见做准备。
中苏两国外长已经有30多年没有来往了。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只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曾见过几次面。因此，钱其琛外长把这次出访苏联看得很重，称之为“破冰之旅”。对于姗姗来迟竟达几十年之久的这次中苏外长互访，两国高层自然寄以厚望。
1988年12月1日，钱其琛外长到达莫斯科，开始对苏联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这是30多年来中国外交部长首次踏上苏联的领土。中苏两国外长着重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交换意见，并达成了一些共识。
2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钱其琛外长。这是他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继1985年春、冬两次在莫斯科会见李鹏副总理以后，第三次会见重要的中国官方人士。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才不过五十七八岁，但入主克里姆林宫已快四年。当时，他正在大力推行旨在使苏联摆脱“停滞”困局的“新思维”。中苏关系正常化即将实现；苏美关系没有太大的波折；东欧“改制”的苗头虽已显露，但戈尔巴乔夫自信仍可维系“华约”集团于不散。他见到钱外长时，在轻松的气氛中，滔滔不绝地讲，国内改革、苏中关系、国际大势，都谈到了，给人一种“春风得意”的感觉。
在交谈中，戈尔巴乔夫主动说：对于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有过错”。这是在长达1小时40分钟的会见中，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最有分量的一句话。听得出来，此话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有备而讲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正式向我方承认有过错，这在中苏关系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谈及中苏高级会见时，戈尔巴乔夫还主动表示，出于种种考虑，他准备前往北京。鉴于在这次会见前，双方已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时间表这一关键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钱外长便顺势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戈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参照他的表述，苏方与我方还达成了以下共识：中苏高级会见是指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
就这样，戈尔巴乔夫1989年正式访华，与邓小平举行高级会见一事便正式定了下来。
1989年2月2日至4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了回访。这是新中国成立40年以来，到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的第一位苏联外交部长。他是苏联最高层第三四号人物。
中苏两国外长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继续交换意见，又达成了一些新的共识。
由于小平同志4日将在上海会见谢瓦尔德纳泽，中苏两国外长便于3日一起飞抵沪。在会见中，老人家说出了已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还扼要点明了：与戈尔巴乔夫见面时，大体上讲些什么，怎么讲。后来，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所发表的那篇运筹帷幄达三年多、成竹在胸的“5·16谈话”，便是他与苏联外长这次谈话的深化与扩展。
谢瓦尔德纳泽在交谈中说，戈尔巴乔夫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华，两国外长已经谈了这个问题。他显然是想打个马虎眼，让小平同志先确认戈访华的日期，使之成为既成事实，然后避开苏方依然感到有点棘手的柬埔寨问题。小平同志当即识破了苏联外长的这个小计谋，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两位外长的谈话还未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老人家还幽默了一句：访问日期由两位来定，“我听你们指挥”。
2月6日，双方发表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同时宣布戈尔巴乔夫将于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正式访问中国。
有位智者曾精辟地指出，中苏外长互访标志着两国关系实现了“半正常化”。
将近20年过后回想起来，在这一去一来的两国外长互访中，我方与苏方就柬埔寨问题谈得很艰苦。在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钱外长访苏期间，在戈尔巴乔夫将要会见他的头一天晚上，双方就柬埔寨问题长时间进行磋商，但总是谈不拢，卡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第二天清晨4点来钟，钱外长因国外的环境特殊，“无法运筹于帷幄”，只好顶着莫斯科严冬零下20多摄氏度刺骨的寒风，同两位主要顾问，在那堆满着雪的宾馆院子里“遛弯”，“决策于穹庐”。此时，其他随行人员还在梦乡。我跟随钱其琛同志在莫斯科谈判多年，记得很清楚，以“遛弯”这种独特方式进行内部沟通，乃“家常便饭”。
在苏联外长访华之初，双方本来就已商定，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和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日期同时发表和宣布。但是，商定戈访华日期后，苏联外长却突然变卦，不愿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声明。为此，钱外长与他在北京谈，在上海也谈，在从沪返京的包机上亦谈，在首都机场贵宾室还在谈，坚决要求苏方信守诺言。
钱外长后来忆及这次外长互访时曾说过，那三四天在莫斯科和北京，“几乎夜夜无眠”。
两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礼仪安排
在中苏高级会见的准备工作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两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礼仪安排：
其一，对苏联人仍以“同志”相称
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前，中共与苏共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书面上，均以“同志”相称。在新中国成立后很短一段时间内，中苏双方在书面上曾互称“先生”。 毛泽东主席1949年底至1950年初第一次访问苏联时，苏方在公开报道中就称他为“先生”。听说，国内有些人当时对苏方这一做法感到不可理解。对此，我求教过长期主管对苏工作的余湛副外长。他解释说：这只是一种策略考虑，以免西方怀疑我国是苏联的“附庸”。为此，双方事先有专门约定。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双方在书面上就改以“同志”相称。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双方以“同志”相称。赫1964年下台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对苏联人是否仍以“同志”相称，便成了一个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我们也没有称其为 “先生”。1969年春夏在两国边境地区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后，当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首都机场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时，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吗，柯西金同志？”戈尔巴乔夫1985年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双方都希望使中苏关系由冷转暖，而且，两国实际上依然承认彼此的社会主义性质。于是，对苏联人是否称“同志”，问题就不像过去那样敏感了。在小平同志请人给戈尔巴乔夫所带的口信中，对他就以“同志”相称。
尽管这样，鉴于中苏关系长期严重恶化，在戈尔巴乔夫来访及此前的两国外长互访时，对苏联人究竟以何种敬语相称，还是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有些人认为，对苏联人可以称“同志”，因为苏联仍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执政的依然是共产党。但有些人则指出，中苏对立、对抗了20多年，甚至还兵戎相见过，党际关系早已中断，彼此间毫无“同志” 情感可言。
对苏联人究竟如何称呼，最后是这样定的：在访问日程表、宴会请帖上，称戈尔巴乔夫及其他苏联人为“同志”；在会见、会谈中，不妨也称一两次“同志”，但不可过于频繁；在新闻报道中，对苏联人一般以职务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