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周总理与北京人艺的情缘
作者：张 颖
无微不至的关怀
北京人艺成立之初，周总理就十分关注。可以说，北京人艺所有的演出剧目他都很关心，都看过。北京人艺是他终生的朋友，无论院长、剧作家、导演、演员，甚至舞台工作人员他都认识，大多数都能记住名字，还能记住他们曾扮演过什么角色。提起北京人艺，他总是露出灿烂的笑容。
北京人艺的老人们都会记得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晚上，周总理去首都剧场看完演出后，听说舒绣文大姐生病了，他走出剧场，和北京人艺的同志们一起徒步奔向史家胡同北京人艺的集体宿舍。走到舒绣文的房间，绣文要起身接待，周总理把她摁到床上躺下，细问病情。得知是心脏病时，他对绣文说，必须卧床休息。回到总理办公室，他让秘书告诉专家局，让最知名的心脏病专家为绣文会诊医治。
北京人艺的老院长曹禺和周总理是南开中学的校友。他们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就已经相交。每当曹禺写作中遇到困惑时，周总理总是帮他化解。记得抗战初期，曹禺的新作《蜕变》一经公演，即遭到国民党政府审查机关的禁演。经过修改再演出时，有些左翼作家又写文章批评《蜕变》是为国民党政府官员涂脂抹粉。双重的压力使曹禺极为困惑。这时，周恩来同志召开座谈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认为左翼评论界的文章是错误的，《蜕变》描写国民党政府官员积极抗战是好事，完全正确。这正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基础，这是大局，也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成果。《蜕变》是很好的作品。后来，《北京人》演出之初又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说《北京人》是为封建社会唱挽歌，是与抗日无关的题材。周恩来同志又为此让重庆《新华日报》召集座谈会，并发表长篇评论文章，阐述《北京人》是曹禺的另一佳作，既批评了封建主义思想，又为青年一代指出了前途。周恩来同志为此还请曹禺和老舍先生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小酌，一直畅谈到深夜。
新中国建立以后，曹禺满腔热情地创作了当代题材的话剧《晴朗的天》，以及新编历史剧《胆剑篇》，但这些新作却得不到“圈内人士”的赞赏。他们认为曹禺在新中国没有写出好作品，值得称赞的只有旧时代的三部曲《雷雨》、《日出》、《原野》。这些情况也传给了周总理。记得在一次会议后，周总理特别要我留下来，问起有关情况。我直白地告诉他，确有此言论。他沉思了良久，然后对我说，这种论调不对，曹禺同志在新中国的新作品都是好作品，无论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都是成功的，这些作品反映了曹禺思想发展的历程，反映了他对新时代、新思想的追求，而且对推动整个社会发展起到很大作用。反映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的《晴朗的天》只有曹禺能写得深刻。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时期写出了《胆剑篇》，这是作家伟大胸怀的反映，是作家的良心。这部作品能鼓励全国人民克服困难，增强信心，是作家对社会的巨大贡献，难道不值得称赞吗？周总理谈起这些时，表情严肃，语调舒缓，不断沉思……作为一国总理，事务如此繁忙，而他却用了一个多小时来说一位作家的作品，当时我心中十分感动。最后，他突然问我，你的看法呢？我重重地点着头说，我也曾这样想过，但没有认真思考和研究。以后，我曾多次在戏剧创作座谈会上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为曹禺鸣不平。当然，我没有说过曾经听到周总理的意见。时至今日，我仍觉得应该重新评价这位著名作家和他的所有作品。
周总理与老舍先生也是好朋友，他们是在抗战时期相识、相知的。新中国建立以后，老舍的创作热情很高，没有一刻停滞，他的话剧作品都是北京人艺首演。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龙须沟》、《女店员》、《西望长安》及《茶馆》等，无不成为时代的经典之作。当周总理知道老舍先生获得“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时，还曾经特地去位于灯市口的老舍先生家中祝贺。
《茶馆》初排正式演出前，北京人艺请市委领导观看并审查。市委宣传部一位领导认为该剧思想内容不健康，是在赞扬封建资产阶级，不能演出。该剧的导演和演员们都难以理解和接受这样的说法。没过多久，有一天我偶然遇到《茶馆》导演焦菊隐老师。他忽然对我说，《茶馆》不能上演了，市领导批评这个本子有问题，是否可以请周恩来总理来看看这出戏，他对人艺一直非常关心，而且这是老舍先生的作品。我听说后尽快找到机会向周总理汇报了。没过几天，周总理就到首都剧场去看《茶馆》彩排。看完之后，他和焦菊隐一起同演职人员座谈。周总理首先称赞戏排得好，随即说，这是一出好戏嘛，没有什么问题。在舞台上反映旧社会，写出封建资产阶级的没落，这很好，让人们都了解历史，而且这样的内容可以教育年青一代，使他们认识新社会的可贵。他还拉着于是之的手说，你演得好，塑造了这样一个没落阶级人物的典型形象。
对于北京人艺演出的经典剧目，周总理曾不止一次前去观看。其中，他对《关汉卿》尤为赞扬，认为这是田汉老最成功的作品，还邀请陈毅元帅与贺龙元帅去观看，并与演职人员合影留念。在关怀北京人艺的过程中，周总理还成为一些演员的“戏迷”。谈起《关汉卿》中扮演关汉卿的刁光覃、扮演朱帘秀的舒绣文、《蔡文姬》中扮演蔡文姬的朱琳，以及《雷雨》中扮演四凤的胡宗温等人的演技，他总是津津乐道。有时候忙完一天的工作，周总理突然想到看戏，就带着一名副官，不露声息地来到首都剧场。他要副官去买几张票，都是后排的剩余票，然后同副官一起悄悄地进入剧场去看后几场的演出，说要听听演员的台词是否能传到每个观众的耳中。他进入剧场后，也曾被人艺的同志发现过。剧场工作人员请他到前排的首长席去坐，他就会很不高兴、很不情愿。
逆境中的牵挂
“文化大革命”中，文艺界受到极大冲击，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都被关进牛棚，被称为“牛鬼蛇神”。那时，我和周总理、邓颖超大姐完全断绝了联系。周总理那几年日子也很不好过，“四人帮”一直在捣乱。五年以后，即1970年，我从外交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没过多久，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邓颖超大姐叫我到西花厅家里见面。我感到意外，她怎么知道我已回北京呢？我当时心里十分激动，多年不见，有什么话题呢？那个星期日吃过早饭后，等到10点半，我就出发前往西花厅。进入二道门时即看到邓大姐在门外，我飞快地跑到她面前，紧紧握住她的双手，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把我带进客厅，经过了几年，里面—切如旧。邓大姐对我说，恩来同志有点事，一会儿就来，他也很想见你。不一会儿，周总理进来了，他显得有点憔悴，但身体、精神都很好。他让我坐下来，自己却站着，表情很沉重。他第一句话就说，老舍先生走了，你已知道，田汉老也因病死在狱中。邓大姐则说孙维世也在狱中被害。客厅的气氛凝固在悲伤之中。过了好一阵，还是周总理先打破这难忍的一刻。他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从干校回来看望过文艺界的朋友们吗？我听说巴金老被弄去挖防空洞，冰心老都过了古稀之年还到干校劳动，光未然手臂断过，也去干校劳动……那几年周总理工作极为繁忙，心烦的事情也多，但在他感情上还是常常想起文艺界的朋友们，所以知道我回到北京就抽时间见面。他多么想知道这批朋友的情况啊！但他可能没有想到，我们这些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关进牛棚，根本无法通消息，我也只能把从小报上看到的情况向他说一点儿。他突然问我，万先生(曹禺)怎么样？身体还好吧？那时我家正好住在首都剧场旁的报房胡同，我已听说，也曾见到曹禺同志在北京人艺看守大门，整天缩在门旁的小房子里。我随即告诉周总理，曹禺同志在看大门，但我没敢和他说话。周总理当时显出不高兴的样子说：你不在文艺界工作，对这些朋友就不关心吗？我无话可说。他随即命令我：你尽快抽时间想办法去看望万先生，就说是代表我去看望他，问候他还有方瑞好，以后你应该多去关心这些老朋友。我只得唯唯答应。时已过中午，我起身辞别，并抱歉占了他俩的休息时间。邓大姐把我留住，并说：“恩来平时没有休息时间，也休息不了，你今天来和他聊聊这些老朋友们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休息，坐下吧。”于是我只好留下，并与他俩一起吃完午饭才回家。
以上回顾的虽然都是周总理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但体现了周总理对北京人艺的关心与支持。其实，周总理并非只对北京人艺情有独钟，他对青艺与总政话剧团、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等都极有感情。在他的关怀下，新中国的文艺事业蓬勃发展，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而今，周总理离去已经30余年了，人们时常想念他，尤其是曾与他有过交往的朋友们更是如此。
（责任编辑 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