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周总理与胡志明友谊的最后岁月
作者：洪左君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胡志明的健康情况每况愈下。1967年4月到1968年4月，他相继在广州、北京接受治疗。这次出国时间较长，而越南国内抗美战争十分激烈，他老人家十分牵挂。在病情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他于1968年4月离开北京回国。回国后不到一年时间，1969年2月，已79岁高龄的胡志明病情出现异常，越南党中央请求中国速派医生前去为胡志明诊治。为给胡志明治好病，周总理从1969年2月到8月，亲自选派了三批中国医护人员前往越南，虽然最后未能把胡志明的生命从死神手里夺回来，但周总理对老战友的深厚情谊，感人肺腑，为他同胡志明近半个世纪的友谊画上了十分圆满的句号。
首批医护人员奉派赴越
1969年2月，应越南党中央的请求，周总理派一个中西医结合的医疗小组于同月底奔赴越南。派出去的几位医生都曾经给胡志明看过病，周总理比较放心。
经过治疗，病情一度比较稳定，胡志明的心情也好。
6月正是河内暑季，胡志明看到医疗组的同志来越已工作了三个月，于是决定在酷暑到来之际，给他们放一个月假，回国看看家人，并借此休息一下。在医疗组同志起程时，他托他们带一封信给周总理。这封信是他用越文打字机打出来的，时间是“1969年6月5日”，落款亲自用中文写上他的名字“胡志明”。信的抬头这样称谓：“亲爱的恩来、颖超同志”。他在信中写道：“中国医疗组同志来越工作已三个月，这次临时回国去看望一下家人，是我主动提出和安排的。想来这样做较为合情合理。”信中谈到他的身体近况：“我的健康正在逐步好转。现在能吃能睡，缓步能走一公里左右，听汇报或谈话连续三个小时也不觉疲乏。顺便寄上‘六一’国际儿童节时和小朋友们一起联欢的照片一张，可见精神不差。”信的最后说：“在不久的将来，当我的身体情况允许坐飞机时，一定到北京去拜访毛主席、周总理。”
中国革命胜利后，胡志明在同中国同志交往中，经常亲自写信给周总理。而这封信竟成为他一生中写给周总理的最后一封亲笔信。他原希望待身体状况允许他坐飞机时，再到中国来看望周总理和许多老朋友。虽然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但是他对中国留下的这份美好感情，中国人民永记在心。
千里迢迢送烤鸭
有一件事充分体现了周总理对胡志明细致入微的关心。
1969年6月初，我到机场去接回国休假的第一批中国医疗组同志。一见面他们就告诉我，胡志明想吃烤鸭，特别嘱咐我们重返河内时要带上北京烤鸭。听到胡志明要吃北京烤鸭，我们很高兴，当然照办。但是如何携带是一个大问题。当时由北京到河内虽有飞机通航，但飞行的都是只能载20多位乘客的伊尔-14型飞机，速度慢，由北京飞往河内，中途还要停下来加油，所以班机飞行的时间要整整一个白天，如果不顺利的话，要到第二天才能到达河内。在大热天，把烤鸭长时间捂在机舱里，不能保证烤鸭不变质变味。胡志明年高体弱，怎能让他吃这种不新鲜的烤鸭呢？这样的事，我们过去未曾处理过，一时间一筹莫展。我们在给周总理的报告中提了这事。周总理知道后，便通过秘书把他的意见传达了下来：第一，胡志明想吃烤鸭，一定要满足他的要求。第二，关于携带烤鸭的办法可请教外贸部，他们有这方面的经验。
周总理不愧是胡志明的老战友，对他提出的要求，不管有多大困难，都要想方设法予以满足，并给我们想出解决困难的办法，使我们茅塞顿开。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上外贸部请教。他们说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有这方面的经验，并介绍我们去找他们。找了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后，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公司的一位同志带我们到东郊一家酿酒厂。听厂方人员介绍，才知道这酿酒厂生产一种干冰，能产生零下40度到零下50度的低温。这种冰不同于人造冰，呈粉面状，遇到高温不经液化而直接化为气体，携带十分方便。酿酒厂的同志告诉我们，把烤鸭用塑料袋装好放进厚纸皮箱里，四周放上干冰，外围加一层木屑保温，然后把箱口密封，就成为一个“简易冰箱”，把烤鸭送到河内没有问题。
我们按照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同志所说的办法去做。6月30日晨，医疗组同志乘飞机离京返回河内。我们将由人民大会堂特制的两只烤鸭以及薄饼、甜面酱、大葱等交给他们带走。后来，医疗组同志来信告我，那天班机到河内时天色已晚，翌日晨，他们把装烤鸭的厚纸皮箱打开一看，烤鸭冻得硬邦邦的，而干冰尚未化完呢。胡志明特别高兴。他的秘书武期告诉他，烤鸭是周总理送的。他老人家听后更加高兴。这一天正好是中国的七一建党节，中午他把中国大使馆王幼平大使和陈亮参赞请来同他一起品尝北京烤鸭，同时祝贺中国共产党生日。烤鸭经过回炉，原味犹在。胡志明吃得很香，心情很愉快。他还送半只烤鸭给医疗组的同志。
第二、三批医护人员赴越
经过近半年治疗，胡志明病情一度稳定。但到了8月，病情突然加重。应越南党中央的请求，8月25、26两日，周总理火速增派两批中国医护人员星夜兼程乘专机飞河内。28日又有1人乘班机前往。这次加派的医护人员共10人。
派中国医护人员前去为胡志明治病，事关重大。派出的人员，周总理都要亲自审定。在他们起程前，周总理都要把他们召集到人民大会堂，亲自向他们交代任务和有关事项，特别强调胡志明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要竭尽全力做好治疗工作。
出于保密的需要，医护人员在来到人民大会堂之前，都不知道他们要执行的是什么任务。协和医院李邦奇教授这样对我说过：8月24日下午，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卞志强打电话告诉他，有紧急任务要马上出差，晚上派车来接他。他意识到，总理的保健医生交代的任务，一定是重要任务。但是这位受过党多年教育的老专家，懂得组织纪律和保密的重要性，未敢在电话中进一步深问此行的具体任务，只简单问一句：“这次出差是到北方还是南方？”因为如去北方，随身要携带厚一点的衣服，如去南方就简单多了。当从电话中得知此行是去南方后，他便收拾几件换洗的夏衣放进轻便行李箱。当晚来到人民大会堂见了周总理后，他和同行的一批医护人员才知道此行的任务是要到越南为胡志明主席治病。听完周总理的话，他们都受到极大鼓舞。周总理接见他们并交完任务后，他们便直奔西郊机场，搭乘早在那里等候的一架苏式伊尔-18专机飞往河内。飞机起飞的时间是25日凌晨2时30分。
胡志明的身体此时已极度虚弱，病情瞬息万变。周总理十分焦虑，他对胡志明的病，考虑得很多，并作了多种设想。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告诉我，总理对治疗胡志明的病，曾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第一，抢救无效，不幸逝世，这是最坏的。第二，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恢复健康，这是最好的。第三，经抢救后，生命保住了，却成为植物人。万一出现第三种情况，护理工作怎么办？对此，总理亦已有考虑。他记得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老先生患病后期成为植物人，长期卧床，由于护理工作得当，病人未出现褥疮。当时担任这项护理工作的是协和医院的一位护士。她工作一心一意，在马老先生的病榻前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总理想，万一胡志明的病出现最后的这种情况，就请这位护士去担任护理工作。她是最合适不过的护理人选。听了张佐良医生的这番话，使人感到周总理对胡志明的关心是何等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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