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胡耀邦在湘潭的一些旧事
作者：谭学凤
“四个大抓”搞生产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5月间，中央书记处决定从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抽调一批领导干部，带职下放到主要产粮区，加强地、县和基层的领导，争取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主动向党中央请求到一个地区兼职办“点”，他的要求得到党中央的批准，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工作重点放在湘潭。
1962年11月16日，胡耀邦来到湘潭。当时湘潭地区有10个县，北有临湘、湘阴、岳阳、平江、湘潭；南有浏阳、醴陵、攸县、茶陵、酃县。他到湘潭后，没有坐在机关里听汇报，而是在省委副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等人的陪同下，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从北到南深入各县和社队进行广泛的调查。每到一地，他最关心的是农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通过调查研究，他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针对当时三年经济困难恢复时期存在的问题，及时召开地委常委会议，作出“四个大抓”（即大抓粮食生产、大抓畜牧业发展、大抓经济作物种植、大抓封山育林）的决策。
记得胡耀邦第一次来茶陵考察是1962年12月1日，他从攸县进入茶陵的平水公社，未进这个公社的门，就让司机把车停到路边，跑到田间找正在劳动的农民交谈。他坐在田坎上，问这问那，有说有笑，询问农民的收入和用粮水平，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农民没有拘束感，觉得这个“大干部”很平易近人，体贴农民，所以都如实向他反映农村的情况。当时平水公社党委书记还未接到胡耀邦要来检查工作的通知。胡耀邦同农民们谈完后，就走进了公社，把农民反映的情况向公社同志作了交换，嘱咐公社领导要认真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多打粮食，多种经济作物，鼓足干劲，千方百计为农民增加收入……之后，他连中午饭也不肯在公社吃，就坐车往县城赶。下午顾不上休息，又考察了茶陵县东乡几个公社和湘东钨矿。第二天，他在县委常委楼听取了县委书记赵风祥的汇报。第三天上午，县委召开了全县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请胡耀邦到会讲了话。在讲话中，他指示茶陵要抓紧粮食、棉花的生产，提出“百亩粮田五亩棉，有吃有穿又有钱”。同时要根据山区田地少而林木资源丰富的特点，着重强调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林业生产，做到“以短养长，长短结合，靠山吃山，以山养山”。这些意见，县委和各公社党委认真贯彻执行，对当时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水平起了很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和风细雨搞“四清”
正当胡耀邦集中全力在湘潭地区进行“四个大抓”的时候，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城市“五反”问题。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保定地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的经验，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根据这一精神，胡耀邦认为，既然叫教育，方法上就要稳妥，立足于帮助教育，要认认真真地“帮”。于是，他和地委领导同志商量，先在浏阳县搞试点，开展“四查四帮”，待试点结束后，再向全地区各县推开。“四查四帮”是：一查贫下中农发动情况，帮助大队、生产队把阶级队伍组织好；二查干部放包袱的情况，帮助基层干部密切同群众关系；三查生活安排情况，帮助基层对困难队、困难户粮食供销安排落实；四查生产情况，帮助下面搞规划，抓管理，解决当前生产上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对查帮中的政策界限也作了一些规定。比如对有问题的大队、生产队干部，不要叫“贪污分子”；不要叫“交代问题”，要叫“放下包袱”、“洗手洗澡”；也不要提“批判、斗争”，可以说是“搬梯子帮他们下楼”。退赔要经群众讨论，该严的严，该宽的宽，合情合理。要与人为善，团结教育，让有问题的干部放下包袱之后，建立新的干群关系，认真把工作搞好。由于“四查四帮”的重点是在“帮”字上，可以说整个运动都是在和风细雨中进行的，没有粗暴过火的行为，开展得比较顺当。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提出在全国社会主义教育中要开展“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四清”运动。为了贯彻执行这一精神，胡耀邦在总结“四查四帮”经验之后，提出清经济主要是清粮食收入、现金往来、工分账目和集体财产（简称粮、钱、工、物），随即又总结了平江县黄雀大队四天完成“四清”的经验，在全地区推广。茶陵县委根据地委的部署和推介的典型经验，从6月17日至7月底，全县24个公社、3599个生产队开展以“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要求全体干部“主动下楼、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按照“本人自报、群众讨论、公开评议、上级批准”的步骤，落实退赔数额。全县17897名参加运动的生产队、大队干部，经过自我检查和群众揭发，退赔粮食38.15万公斤，现金81.7万元，工分4.3万分（折价退赔），布票3566米，食油4100公斤。运动中还总结推广了湖口青呈大队和浣溪杨柳大队发动群众搞“四清”的经验。这次“四清”时间短，收效好，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四清”“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
1963年8月初，全地区“四清”工作基本结束后，胡耀邦在韶山亲自主持召开有各县县委正副书记参加的“四清”工作总结会议。会前，召开了10个县委办公室秘书工作人员会议，为县委书记会议作准备。我受茶陵县委的委托，按地委办的要求，带着全县“四清”工作总结和典型材料到达韶山招待所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我们已将全县“四清”总结报告和典型材料交给地委，胡耀邦一份一份地都审阅了。在第一天秘书工作人员会议上，他称赞茶陵县委的总结报告写得好，大加表扬，并问我这个报告是谁起草的。我回答是我起草的。他问我读了多少书，我答：小学毕业。他称赞说，一个小学毕业生能写出这样好的报告，真不简单。他选择报告中几段话念了一遍。他说，这个报告文字不啰嗦，语言朴实。一开头就讲“这次运动发展之迅速，效果之显著，出乎我们意料”。接着讲了“运动之所以发展迅速，最主要是群众有了强烈要求。当中央决定和毛主席指示一和群众见面，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无论在屋场闲谈，墟场相碰，田间生产，都在议论‘四清’，赞扬毛主席英明。甚至联名打报告，要求搞‘四清’，有的在路上拦干部，说要帮他们去‘打虎’，还有的自动组织起来，找干部‘四清’。”胡耀邦说这段话写得非常好，反映了党中央的指示符合下面的实际，“四清”非清不可，迟清不如早清。另外，他还念了报告中列举的一段群众语言：“工作队下到齐心大队，齐心的社员自动围拢起来了，你一言我一语议论开了，我们这里是齐心，干部齐心，齐心吃社员”。“有的说：‘干部会投机，运动一来作检讨，运动中间打欠条’。有的说：‘集体的粮和钱，干部商量分，干脆各搞各（指分田单干），免得难劳神’……”胡耀邦边念边笑，提出要全地区办公室干部向茶陵县委办同志学习。他这样表扬，使我既腼腆，又感到很光荣。
在全地区秘书工作人员总结“四清”会上，胡耀邦亲自组织地委写作班子，起草湘潭地区“四清”工作总结，向省委和党中央汇报。最后形成三本文字资料作为附件，即总结报告10篇（每县1篇），计10万字；“四清”典型材料30多篇，计10万多字；群众赞扬“四清”的诗歌、快板、顺口溜一本，计8万字，共约30万文字。并将这些材料汇编成册，报送湖南省委和党中央。为了把“四清”工作进一步落实，县委书记会议在总结已取得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对少数走了过场的地区进行复查，从而使群众满意，干部高兴，干群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发展农业生产。
1963年胡耀邦在湘潭地区指导的“四清”工作，从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三个多月时间。他本着“教育、帮助、提高”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风细雨地进行“四清”，解决了农村干群之间矛盾，促进了湘潭地区的农业生产的发展。
（责任编辑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