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从“大跃进”到庐山会议
作者：高敬增 蒋冠庄
在“大跃进”年代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李先念是代表团成员之一。毛泽东获悉，赫鲁晓夫计划用15年时间在钢产量上赶上美国。他提出中国将用15年时间，使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李先念在莫斯科还参加了将要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稿的修改工作。他知道这篇社论是针对反冒进的，要提高经济指标，但并未意识到毛泽东即将发动“大跃进”运动。李先念后来回忆：“我记得跟主席到莫斯科去，那一天读这个多快好省的社论稿，胡乔木读一段，主席讲一段。我回来搞预算就积极一点了。1958年的预算，原来是321亿，回来积极了一下，积极了9亿，搞了330亿。”
11月30日，李先念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在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在祝词中宣布将用15年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此后，“赶超英国”就成为工业“大跃进”的主要口号。
1958年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一面继续批评反冒进，堵塞了不同意见的言路；一面围绕“大跃进”和赶超英国的目标，连续提出经济发展的高指标，并提出生产计划采取两本账的办法，第一本账是必成数，第二本账是期成数。处于受批评地位的李先念拥护“大跃进”的决策，也为“大跃进”的形势所左右。他主持编制的当年财政预算，将财政收入332亿元作为第一本账，将376亿元作为第二本账。同时，他主持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初步匡算财政收入为4000亿元，平均每年递增33.8％，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11.8％。
这时，在农村掀起的“大跃进”运动中，开始刮浮夸风。1958年4月，李先念到河南调查农业“大跃进”情况，他既为群众的生产热情而感动，注意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又产生了一些疑虑。他到潢川，讲了一次话。县里提出小麦亩产可达2000斤。他说：“要准备挨骂，将来做不到怎么办？什么2000斤、1500斤、1300斤，真正差200斤、300斤甚至差500斤会有人骂你的。”但他又说“这些都不要怕”，“虽然没有达到1500斤”，“搞到1200斤，退一步讲1000斤，再退一步讲800斤，那也是了不起的”。
李先念从河南回到北京，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钢和粮食的指标又大幅度提高，1958年财政预算收入也提高到372亿元。两本账也变成了一本账，完全改变了由周恩来主持编制的中共八大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这次会议实际上放弃了稳妥可靠地发展经济的方针，进一步确立了“左”的跃进方针。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李先念试图努力跟上“大跃进”的形势。但是遇到一些实际问题，又有些质疑和保留。6月，毛泽东根据国家经委的报告，预计中国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国务院据此又调整了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李先念主持编制的预算收入也不得不提高到420亿元。
即便如此，财政工作仍然跟不上形势。这时，工农业战线的“大跃进”已热火朝天，各地在粮食等作物产量上接连放“卫星”，工业生产也在争放“卫星”。而财贸工作姗姗来迟，显得比较被动。工业部门的有些同志甚至指责财政部“老说不行，老是有困难”，是“叫喊在前，跃进在后”，“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当时，李先念压力很大，但他仍注重稳妥，坚持财政不能放“卫星”。他多次对财政部门的领导干部说：“财政部门不能放卫星，财政不能放卫星！财政放卫星，收入就会‘过抢’（湖北话，意思是强盗抢钱——笔者注），支出就会滥花。”
在“大跃进”运动中，人民公社应运而生。李先念也着手研究制定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农村财贸体制和政策，提出了“紧跟”的措施。1958年9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全国电话会议，李先念传达了北戴河会议精神，对商业购销工作提出了意见。他说：“要贯彻执行大收大购的方针。”按照当时粮棉产量的高指标，收购计划也作了调整。粮食计划收购由880亿斤调高到1500亿斤，棉花计划收购调到5500万担。商业部门还提出“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的口号。这样，农业产量浮夸，商业盲目收购，工业盲目生产，结果造成国家物资、资金的大量损失和浪费。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提出中央和各部委负责人要下去看看的意见。李先念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样，从9月11日开始，他先后到河北省的徐水、保定、安国，河南的新乡，17日到达郑州，后又到湖北的襄樊等地考察。他就所见所闻于20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个报告，其后该报告以《人民公社所见》为题，发表在同年第10期《红旗》杂志上。
那个时候，人们都憧憬着共产主义社会的早日到来，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天堂”，把人民公社说成是“上天梯”。李先念也受到影响，他在这篇文章中探索着人民公社有哪些共产主义因素。他看到在公社内部“商品交换比重缩小了，产品直接分配扩大了”，实行“半供给半工资的分配制度”，便误认为这是“按需分配和按劳分配的结合”，“是共产主义的因素”，可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但是他不同意一县一社的做法，认为“全县实行统一核算以后”，“怎样做到不妨碍下面社、队的经营积极性”，“在安排工资的时候，怎样做到合理照顾原来各社、队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的差别”，是有问题的。
在这篇文章中，他又说道：“吃饭不要钱，按月领工资，对农民说来，确是破天荒的大事。过去几年吃粮比较紧张，现在粮食这一关算是过来了。”但他对此心里并不是很踏实。9月20日他离开郑州到湖北，同王任重深入交谈，在听取王任重的意见后，30日回到北京，对他即将在《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加了这样一段：“从湖北的情况看，那里采取的是更为慎重的步骤。他们先搭起人民公社的架子，下面还暂时未动，也没有实行吃粮不要钱的办法，他们主张批发商业以不交给人民公社为好。我看这样做也可以，各地情况不同，具体做法不必强求一致。”
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展开，“共产风”越刮越厉害。在这种形势下，在公社范围内已经出现产品直接分配的形式，现金交易减少，转账结算范围扩大，有的人认为原来以商品流通为征税环节的工商税制度已不适用。新成立的人民公社纷纷提出要把财贸权力下放给基层。为与建立的人民公社相适应，李先念根据毛泽东要向公社下放权力的精神，与国务院五办、财政部、粮食部反复酝酿，在西安主持召开了全国财贸工作会议，讨论确定了农村财贸体制要实行“两放”、“三统”、“一包”的财贸体制，把国家在农村的粮食、商业、财政、银行等部门的机构，全部下放给人民公社。所谓“两放”就是下放人员、下放资产，“三统”就是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的管理，“一包”就是包财政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