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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宗：没有勋章的“两弹一星”功臣
作者：邵一江
居里让他捎话给毛泽东
1951年6月21日，杨承宗刚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就接到了钱三强欢迎他回国的信函，同时托人给他带去了一笔钱，请他代购一些仪器设备。对此，杨承宗兴奋得夜不能寐。
杨承宗1911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21岁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后转入北京研究院镭学研究所工作。1936年，为应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华北挑起的事端，杨承宗受严济慈先生之托，单枪匹马赴上海建立起一个实验室，为北京的研究所南迁做准备。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后，汪伪政权干将、大汉奸褚民谊派人来拉拢杨承宗，要他留在已经被汪伪集团“接收”的研究所工作。杨承宗却轻蔑地一笑，义无反顾地扬长而去。
抗战胜利后，在严济慈的推荐下，钱三强向玛丽·居里的女儿、著名科学家伊莱娜·居里介绍了杨承宗的爱国事迹，伊莱娜·居里深受感动，欣然接受杨承宗到居里实验室学习和工作。
就在回国之前，杨承宗曾接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聘书，除了说明继续聘任两年外，还特别说明：“年薪为555，350法郎，另加补贴。”这在当年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但是对杨承宗来说，再没有什么比建设新中国更有吸引力的了。虽然明知回到祖国后，他的工资只是每月1000斤小米，但他仍婉言谢绝了法国研究机构的聘请。
得到钱三强托人给他带来的美元，杨承宗展开了“疯狂大采购”，恨不得把回国开展原子能研究所需要的仪器、图书统统买回去，为此不惜“挪用私款”，将在法国的四五年中省吃俭用积蓄的一笔钱，弥补了公款的不足。同时，通过居里夫妇的帮助，他得到了10克碳酸钡镭的标准源和一台测量辐射用的100进位的计数器，这些都是原子能科学研究的利器，当时不能随便购买得到的。
1951年10月，杨承宗带着十几箱资料和器材，历经曲折，从香港回国。他安排好工作，就去苏州接妻子和儿女。当妻子拿出一大叠欠债单放在他面前时，他愣住了。他没有想到自己在法国时，家中生活竟如此困难。怎么办？他没有向组织索要那笔被他挪用的“私款”，而是把自己心爱的蔡斯牌照相机和欧米茄手表变卖了。只是从此之后的近40年里，这位业余摄影爱好者竟再没有钱买一台像样的照相机。
在杨承宗踏上归国的征途之前，当时担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的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特地约他进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约里奥·居里说：“你回去转告毛泽东，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自己拥有原子弹。原子弹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也有自己的科学家。”杨承宗激动不已，当他将这番话转述给钱三强时，钱三强却收敛了笑容，郑重地对他说：“我要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这是非常机密的大事，我们对谁都不要说，哪怕是我们的妻子，也不要讲。”钱三强把约里奥·居里的话报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后来，中央又专门派人找杨承宗核实了约里奥·居里的口信，并且再一次强调了这件事的保密性。杨承宗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可是这件事他却一直守口如瓶。后来人们知道，这个口信对新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起了积极作用。直到30多年之后，杨承宗才向原子能所的领导谈到了这件事。1988年10月，二机部老部长刘杰才正式公布了当年约里奥·居里请杨承宗向毛主席传话的事。钱三强的夫人、著名科学家何泽慧听说后惊讶地说：“啊！这个三强，真会保密，连我都不告诉。”
研制原子弹的功臣
杨承宗回国后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原子能研究所的前身）工作，钱三强所长请他担任该所第二研究大组的主任。当时该所的科研工作分为四个大组，第一大组的主任是赵忠尧，第三大组的主任是王淦昌，第四大组的主任是彭桓武。
当时近代物理所人才济济，但精湛于放射化学研究的唯有杨承宗一人，又加之受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缺乏宝贵的技术资料和实验方法，工作非常困难。他亲自编写放射化学方面的教材，开设“放射化学”和“铀化学”等专业课，为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放射化学的新的大学毕业生们系统讲授放射化学专业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后来又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授课，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放射化学人才。当近代物理所的大楼里容纳不下这支放射化学的新生大军时，杨承宗在大楼旁边筹建了全国第一个放射化学实验小楼。到1956年下半年，近代物理所从事放射化学的专业人才已从他回国时仅他和郭挺章及两位年轻大学毕业生，发展到两个研究室近30人，他则同时出任这两个研究室的主任。1958年，他又被请到刚刚组建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主任。
身为“洋博上”的杨承宗不仅开创了我国的放射化学研究，在危险工作面前也身先士卒。解放初期，在北京协和医院镭辐射源（美国人遗留下来，后遭日本人破坏）的修复中，杨承宗在当时毫无防护设备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连续奋战，终于以他精湛的技术将其修好，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可这却导致了他后来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眼睛视力也大幅下降。
1961年3月，杨承宗的人事关系从原子能所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个星期以后，他又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借调到二机部所属第五研究所兼任副所长，主持全所业务工作。同时，他仍要在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赶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授课和处理系里的各种事务。在两副领导的重担压力下，忙得很难见到子女一面。
杨承宗刚刚到五所时，面对的是一个苏联停止援助，撤走专家，又深受极左路线和反右倾之害的大摊子，科研秩序混乱、人心涣散。垃圾、加工后的废矿渣、未破碎的矿石到处堆放，整个所区像一个破旧的工地。在这个“破旧的工地”上怎么可能研究并最终提炼出核燃料来满足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需要？无怪乎二机部刘杰部长要问他：“为什么我国的原子能事业不能大踏步地前进？”并亲自把他安排到五所主持业务工作。杨承宗只好又一切从头开始。为了消除极左思潮对广大科技人员的影响，身为非党员业务副所长却要从鼓励科技人员勇攀高峰、为中国造出自己的原子弹而努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开始，还要配合所内各级领导设法改善所内员工的物质生活，让他们在三年困难的特殊时期有基本的能量供应。他整顿所内的科研秩序，为五所的科学研究工作大量购买图书和增加必需的仪器设备。不久，一批世界先进水平的水冶流程、新的分析方法和新的有机材料等重大研究成果便不断地从五所产生。五所从一个烂摊子一跃而成全国一流的研究所，我国的铀工业也从无到有，开创了天然铀工业生产的历史。
这期间他领导全所科技人员,在我国第一批铀水冶厂还没有建成的情况下，在五所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建成一套生产性实验装置。经过两年多的日夜苦战，纯化处理了上百吨各地土法冶炼生产的重铀酸铵，生产出了符合原子弹原材料要求的纯铀化合物2.5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提前3个月准备好铀原料物质。二机部下文给研制原子弹有功人员晋级嘉奖，但由于杨承宗的行政关系隶属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不属于二机部，所以尽管他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与此次嘉奖晋升无缘。他从来不对别人提起过此事，即使是其子女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什么事情都被抖落出来的时候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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