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王震谈改革开放

作者:孙兴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中国青年杂志社文艺部负责革命传统教育和人物通讯。受命于耀邦同志的批示,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社派我采访王震。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各种不同的声音很多。我曾就此请教王老。王老以建国初期自己在新疆引进西方国家先进设备搞建设受挫为例,多次讲“改革开放来之不易”,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也是王老诞辰一百周年,我把所听到的王老谈改革开放的有关内容整理出来,以飨读者,也作为一种纪念。
  
  受命于耀邦同志批示
  
  
  1981年12月9日,王老手术后养病回到北京,约请中宣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团中央等单位的几位同志,谈他学习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意见,提议大家都来推动干部和青年学习历史,以此激发民气、鼓舞斗志,把我们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爱国主义精神极大地发扬起来。王老这篇讲话以“学习历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题,刊登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内部刊物《调查和研究》第107期上。1982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看后在上面作了重要批示:
  
  王老是个热血沸腾奋斗不息的革命者,实在可敬可爱。这篇东西请《红旗》和《中国青年》同志再同作者加加工,能不能在你们两个刊物上一齐发表?另外,请《中国青年》考虑:王老一生有许多事迹是很感人的,他有许多见解是很深的,你们要采取一点办法帮他整理出来。
  胡耀邦1.18
  
  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杂志社接到耀邦同志批示和王老讲话,非常高兴,非常重视。领导上决定派我去完成这一任务,先采访王老,有闻必录,尽量收集素材,整理出初稿,怎么用再研究请示。团中央书记陈昊苏让我同王老的秘书唐玉直接联系。
  当时,王老受党中央之命,春节去海南岛慰问军民并进行考察后,正在广州白云山中休息,等叶剑英来这里养病。1982年2月4日,我随唐秘书飞往广州。唐秘书告诉我,自从耀邦同志批示后,好几家报刊都想采访王老,王老都婉拒了,只答应见你们一家,一是因为胡主席已明确批示,二是因为王老特别关心青年人的刊物。我真是受宠若惊,深感荣幸。
  晚上,唐秘书带我拜见王老。王老正坐在沙发上专心读书。我轻轻走近,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王老,您好!”王老抬起头,冲我咧开嘴一笑,这就是著名的“王震一笑”。“来了,请坐。”王老让我坐在他近前,问我叫什么名字,并写在书的扉页上看对不对,我看见王老正在看的这本书是《辛亥革命史》。王老又问我是哪里人氏,我说是武昌人。王老高兴地说:“武昌,我早年在长沙铁路,常到武昌徐家棚火车站;1928年,我带着一帮大学生到武汉找党组织,就住在武昌徐家棚,跑遍武汉三镇,很熟哇。现在变化很大啰。”王老又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学的什么?我说是武汉大学历史系1965年毕业的。王老笑道:“学历史的,好哇,我们有共同语言啰。”
  这时,叶帅的儿子、广东省省长叶选平来看望王老,我便退了出来。
  唐秘书说,王老从来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谈自己的经历,只能侧面了解。以后再找些老人采访,还可以到王老生活工作过的地方采访,多收集些资料。这次来了先住下,熟悉熟悉,王老到哪里就跟着一起活动,熟悉了,聊聊天,就可以聊出许多故事来。这次陪同王老的还有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蒋振云和谭立民两位同志,他们跟王老时间较长,比较熟悉和了解王老,也说王老是不会跟记者谈自己的,只有相处的时间长了,熟悉了,问他过去的一些事,才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我就按照大家的指点,开始了采访工作。
  
  特区“可以大胆地试验”
  
  王老在白云山中休息,活动日程排得很满。不断有些领导同志来看望,还有不少参观、视察和座谈。每次出去,王老都是跟我们一起乘坐面包车,一起谈笑,尤其是谈起改革开放的发展变化,老人总是展现出他特有的笑……
  1982年3月2日,王老让蒋振云、谭立民和我去深圳调查研究,了解有关部委办落实王老指示和所建项目进展的具体情况,我才知道王老为经济特区的建设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曾多次讲:“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办特区是中央的决定,是新生事物,没有先例,一定要搞好。”当有人怀疑搞特区是资本主义时,王老坚定地说:“不,搞特区,搞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不能否定!”他在此前不久来深圳视察时还鼓励市领导:“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你们可以大胆地试验,不要前怕狼后怕虎,那样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
  王老是最早最积极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和开办经济特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且雷厉风行、注重实干。1979年7月,中央正式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头试办“出口特区”。这之后不久,当年年底,王老就带领国防工办主任洪学智及下属各部的领导近20人,到深圳实地考察。他同大家一起住在宝安县委招待所,吃在铁皮搭建的大食堂,指示他们各部要以当年冲锋在前的闯劲,以屯垦戍边的精神,率先在特区投资开发,创建自己的对外开放的窗口。他亲自帮着确定发展方向、筛选优先项目、调配急需人才,特别强调要注意积极引进外资、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创造出高效率、高速度、高效益的奇迹,使深圳特区迅速有了第一批工业和国有大项目作为腾飞的基础。正是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央一些部和各地一批有实力的单位,纷纷带来大批项目、资金、技术和人才,使这个现代化的经济特区迅速崛起,展现出中国改革开放的良好形象。
  
  我是第一次到深圳和沙头角“中英街”,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从沙头角回来的路上,当地一位青年妇女跟司机很熟,聊起他们许多乡亲每天早晨划船,把自己种的新鲜蔬菜运到香港去卖,中午就可以赶回来。我不禁问道:“难道不怕你们跑到香港不回了么?”她带着欣喜的神情说:“现在都开放了,我们是享受两种制度的优越性,谁还想跑呀!”我回来向王老汇报,王老开心地笑了。
  
  “改革开放来之不易!”
  
  我是学历史出身的,总喜欢追根寻源。在问到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时,王老显得很兴奋。他说:“我们现在的对外开放政策,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就确定下来的一项基本国策,小平同志继承和实现了毛主席这一思想。实践证明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一定要对外开放才有前途,闭关自守只能造成落后。”
  针对有些人责怪毛主席不早搞对外开放、思想保守、“闭关锁国”的说法,王老严肃地说,毛主席一点都不保守,早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就对我说过,革命胜利后,他最大的心愿之一,就是到工农业生产和科技发达的美国去看一看,好好研究一下如何发展中国经济。建国之初,毛主席和党中央就希望同苏联、同美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同世界各国都建立外交关系,建立平等互利合作的经贸关系和友好交流。即使是在美国封锁我们、苏联卡我们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作了很大努力的。毛主席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就明确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学习先进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改进我们的工作。
  王老说,小平同志在1978年的一次谈话中就说过:“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小平同志还说:“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我们谈改革开放,不能割断历史。要不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打开中美建交的大门,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谁会把中国放在眼里?我们今天又怎么能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地对外开放?又怎么能走向世界、引进先进呢?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是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来之不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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