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忆王震与新疆二三事
作者：王宏杰
“就是从我们大人嘴里抠粮食，
也得让娃娃们吃饱”
1960年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二年。粮食紧张，油肉稀少，粮、油、肉、布全部实行定量供应。每人的粮食定量都很低。当时，我在新疆石河子农八师子女学校上初中，正是长身体、饭量大的阶段。虽然叔叔阿姨们为我们学生的吃饱和增加营养想了很多办法，采取了不少措施，如用糖渣配麦糠、面粉做成高产馍，熬糖渣、玉米棒芯稀饭，但还是有很多学生吃不饱。
1960年9月，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到石河子视察。尽管视察任务很重，日程安排很紧，但他不忘兵团子女的成长。在兵团副政委张仲翰、农八师政委鱼正东等领导陪同下，王震来到了我们学校。他视察了教室、实验室，还特别视察了学生大食堂。当时，我作为校学生会主席，很荣幸地作为学生代表受到王震的亲切接见。王震慈祥地摸着我的头，亲切地询问我们的学习、生活情况。最后，他十分关切地问：“学生娃们能吃饱吗？”在场的人都还没有吭声，我就直言快语地回答：“我吃不饱。”王震听后很动情地大声说：“这怎么行？现在再困难也不能饿着娃们儿！亏谁都行，也不能亏了娃娃。他们是祖国的花朵，兵团的后代，祖国的未来。正是长身体、学知识的时候，怎么能让他们吃不饱呢？就是从我们大人嘴里抠粮食，也得让娃娃们吃饱！”他当即指示张仲翰尽快解决好给兵团上学子女加口粮的问题。
没过几天，兵团派来由粮食局长带队的调查组，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摸底，提出了解决方案。兵团领导向各师传达了王震的谈话，要求认真落实。农八师副政委刘炳正根据鱼正东政委的安排，认真抓了在农八师的落实工作，保证了在校学生的基本生活需求。据刘政委回忆，当时下决心把农八师子女学校口粮从24斤加到28—30斤，还从团场调了些土豆、白菜、萝卜、黄豆等，从食品场调了些玉米芯代食品，从糖厂调了些糖渣等来解决学生吃饱问题。当时，在全兵团中小学生中，基本没有出现浮肿、饿倒或者其他严重营养不良情况，使我们得以健康成长。后来，我们初中升高中，高中毕业考大学，升学率都很高，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得益于王震的这一关怀呵护。
屯垦戍边是中国历代帝王想干没有干成的事情，而中国共产党人干成干好了。军垦人奉献了终身，也奉献了子孙。这与党的伟大分不开，也与王震所倡导的军垦精神分不开。从大人嘴里抠出食物给孩子们吃，可以说是这种精神在困难时期的一个突出表现。
直面“文化大革命”
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王震都以对党和毛主席赤胆忠心，敢冲敢拼的大无畏精神著称。“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样如此，不屈服于造反派的压力，同林彪、“四人帮”一伙对着干。“文化大革命”后，他还是如此，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坦陈自己的错误。
1966年10月，面对国家农垦部对自己一边倒的揭批大字报，王震面无惧色，坦然无畏地愤然提笔，写出了近万言的大字报，开创了省部级领导写大字报的先河。我们劝他不要写，他则固执自信地说：“怕啥！心里无鬼不怕鬼。我听毛主席的话，像他老人家一样也写大字报有什么错？”闻名全国的《我的大字报》就这样问世了。
同样还是10月的一天，造反派召开他的批判会。在批斗中，突然有人拿了个大牌子，上写“打倒黑帮头子——王震”，有两个小伙硬要给王震挂在脖子上。王震怒目而视，竭尽全力抗拒，但还是抵不过年轻人，被他们给挂上了。当时他气得咬牙切齿，愤怒至极，挥动双手，三下五除二把黑牌子撕碎扔到地下。当时已不是年轻人的他，竟有这么大力气，惊得在场的人目瞪口呆。造反派高呼：“打倒三反分子、黑帮头子王震！”王震则毫不示弱，高举双手激愤地高喊：“打倒真正的三反分子，打倒真正的黑帮头子！”气氛十分紧张，会场秩序一片混乱。我们担心王震受伤害，立即组织了在周围的七八个学生冲过去，把他抢过来送回家。
这一下惹恼了林彪、“四人帮”一伙。1967年初，江青在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直接点了王震的名。攻击、诬陷王震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国家农垦部楼上楼下和大院，在北京随处可见；攻击、诬陷王震的小册子、小报撒遍各大垦区。王震在农垦部被围攻、批斗、挂黑牌游街。他的住宅被围困，有人还向院子里面扔砖块、水泥块。王震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举家安全也受到很大威胁。
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状况下，王震仍然念念不忘老部下、老战友及革命同志的冷暖和处境，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去关心、帮助、呵护他们。这方面的例子实在太多，有一些已经传为佳话。在这里，我讲一件亲身经历，还不太为人知的事。
设在北京宣武区白广路头条1号的中央军委总参第三招待所，是专门接待部队来京中上层干部的住所。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组下令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师级以上的领导，全部集中到这里，名为学习中央文件，实为施加高压，集中揭发批判原兵团副政委张仲翰，并交代自己问题的“管训班”。管理十分森严，所到人员完全限制自由，亲戚朋友和单位人员一概不能看望。
当时，我因参与农垦部“文化大革命”而受迫害，被关押64天。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关怀指示和督查下，我被平反出狱，住在农垦部。一天，王震把我叫到他家说：“王凡同志（我当时的名字——笔者注，下同），请你办一件重要的事情。新疆兵团的一些领导都集中在总参三所，一般人见不上。你是红卫兵小将，你想办法进到三所代我看看他们。去找陈实同志（时任兵团参谋长——笔者注），问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我痛快地答应：“一定完成任务！”
经过认真琢磨，我想了一个好办法。我到当时的农口联络站开了一份找陈实调查农垦问题的公函，戴上红卫兵袖标，挎了个军用书包，就直奔总参三所。到了那儿，大门戒备森严，有四位持枪的战士把守。接待室有几位穿干部服的军人，我向一位年长者送上调查函，并出示了红卫兵证。他们几位商量了一会儿后，那位接待我的军人严肃地对我说：“只能见陈实，调查完了马上离开。”而后他派了一个军人把我带到招待所二楼陈实住的房间。当时他们住的是四人一间，那位军人让其他三人暂时离开。这是我和陈实第一次见面。陈实见到我很吃惊。我对送我来的军人说，因为问的问题需要保密，请他谅解先在过道等一会儿。军人离开后，我关上房门，走到陈实面前，小心对他说：“是王部长让我来看望你们的。我叫王凡，是新疆大学的学生，现在在农垦部。”我边说边递上我的红卫兵证。陈实看后说：“我听说过王凡，原来就是你呀！”他边说边走到我跟前，我们俩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陈实询问了王震的情况，遗憾地说：“近在咫尺，不能去看望部长啊！”我向陈实转告了王震对他们的惦记和问候，并询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陈实说，王部长在自己处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还关怀他的老部下，还教诲我们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坚持实事求是，襟怀坦荡，振作精神。请转告部长，请他放心，我们一定按他的教诲去做，请他接受我们的问候和祝愿。至于困难嘛，就是生活差，吃不饱。我们带的粮票和钱不够用。若能帮助借些钱和粮票就行了。当时国家干部的口粮定量供应，标准并不高，现在又这么乱，王震能帮忙解决吗？我心里很有疑问。但还是答应说：一定如实转告王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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