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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长征与情报工作
作者：孙果达
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关节点
与情报工作
我们先来看一下情报工作与中央红军作出长征决定的关系。对中央红军的长征事先究竟有没有准备的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莫衷一是。现在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有准备，但准备不足，中央红军长征出发非常突然。现在看来，当年的这种情况实在与情报工作有密切的关系。
据当事人莫雄在《我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计划转交中央》的回忆录中写道，1934年9月底，他奉蒋介石命令上庐山参加秘密军事会议，获得了一两公斤关于第五次“围剿”红军的“铁桶计划”文件，他立刻组织人一面紧急密电党中央，一面“将文件的主要部分用薄纱纸密写抄录，然后由地下党同志藏在鞋底，化装成老百姓千方百计地送上瑞金”。
有了这一史料就容易理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军步步紧逼，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转移已是势在必然，当然得有所准备，但在获得情报后必须于10月中旬趁“铁桶”尚未合围，就紧急转移，则显然准备是不充分的。
中央红军长征后，第一个重要决定是通道转兵，不按照原计划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是折向贵州。据伍修权回忆这是因为生死攸关的情报：“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于是红军领导层对行军路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对这一问题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也有回忆，她这样写道：当时毛泽东对王稼祥说：“我们从已得到的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壁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地操劳扑空。”王稼祥点头说道：“这个情报我也知道了。”可见，红军突然转向贵州也是以情报为依据的。
学术界对遵义会议的研究已经比较透彻，但对在敌人围追堵截之下，遵义会议为何还能开得如此从容，却至今几乎无人提出疑问。通道转兵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并不全面。可以说，情报工作起到了更重要、更直接的作用。据当时担任红军总部作战参谋的吕黎平回忆：“从（负责侦听敌台的）总部二局破译的敌人电报中得知，追击红军的薛岳兵团的两个纵队虽然已经入贵州，但尚未渡过乌江。蒋介石围攻遵义的部署亦尚未完成。党中央与中革军委立即利用这一空隙时间，就地休整扩大红军。”
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是土城之战，这一仗之所以没能打好，实在是因为情报工作出现了失误。据杨尚昆回忆，在战斗打响后几小时，“彭总发现敌军的兵力不是原先预计的4个团，而是3个旅9个团，火力很强，立刻建议军委：‘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
继土城之战的是二渡赤水后的桐遵之战。这一仗之所以胜利，情报的准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红军截获了“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云南省主席龙云《作战方略》的电令，了解到敌人对红军包围圈最薄弱的部分是黔北的军阀王家烈部，因此决定回师东进杀个回马枪。
比较土城之战和桐遵之战，不难发现情报的准确与否往往直接决定战斗的胜负。
桐遵之战后蒋介石痛心疾首，连呼“奇耻大辱”。1935年3月2日，蒋介石赶到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重新启用“铁桶计划”，就地遍筑碉堡与重点进攻相结合，让碉堡在黔北，特别是在赤水河两岸遍地开花，以捆住红军双腿使其难以“运动”。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蒋介石决定自己赴贵阳“御驾亲征”。
重庆地下党很快就获取了蒋介石刚制定的行动计划并传给了红四方面军，而后者又立刻传给了中央红军。这一机密情报显然对红军领导层决定放弃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而南下贵阳起了重要作用。
面对危局，刚刚重掌军事指挥大权的毛泽东充分表现出一个成熟统帅的胆略，一个大胆的军事行动已在胸中酝酿成熟，他巧妙地利用蒋介石即将到达贵阳的情报开始了至今看来仍令人赞叹不已的“斩首行动”，命令红军秘密地第四次渡过赤水南下贵阳。
毛泽东先是指挥红军作出进攻遵义而不打算南下的假象，在得知蒋介石已经到达贵阳后的几小时就立刻命令红军迅速南下，昼伏夜行，很快就兵临城下，迫使蒋介石调出守卫云南的滇军以“护驾”。在电台监听到滇军出动东进的消息后，红军立刻绕过贵阳城向西南疾进，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云南。
聂荣臻在回忆1935年4月9日红军通过贵阳城郊那天时是这样写的：“我对蔡大姐说：快些走！现在我们的左边有龙云的五个团，驻在龙里附近，右边驻贵阳的是蒋介石的大部队，蒋介石本人也在贵阳。这中间只有约三十里宽的一个口子。我们要赶紧插进去。否则两边一夹，我们就暴露了。”红军对敌情了如指掌，从而保证了自己的行动神出鬼没，蒋介石要想围住红军无疑是天方夜谭。
在渡金沙江时，情报也起了关键作用。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二局情报掌握得好，我们才有可能顺利地甩掉敌人渡过金沙江。当我们离金沙江边还有三天行程时，敌人在我们的后边只有一天的路程。敌人前面是十三师，师长万耀煌怕死要保存实力，蒋介石问他前面有没有共军，他谎报情况说前面没有共军，就在原地等了一天，又向回走了一天，再返回来又要3天，这样就和我们的距离差了6天，所以我们才有时间把一军团从龙街渡、三军团从洪门渡都调到皎平渡顺利渡江。”从这一情况来看，当年红军对战场变化了解得如此清楚，国民党军队确实是无密可保。
红军侦听对手电台以获取机密的行动，直到北渡金沙江前夕才因一个偶尔的失误而被国民党军发现。事情原委是这样的：“红军到了云南后，一个参谋被敌俘去，他带有一些被我们破译出来的敌军电报底稿。1935年5月2日，龙云发急电向蒋介石报告此事，电称‘在草街拿获共军参谋陈仲山一名，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蒋介石接电后，于5月3日、4日，连电龙云：‘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属严重问题’，‘危险堪虞，耻莫甚焉’，规定‘须综印多备密码，每日调换使用。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换日换用。’”但也都被红军猜出来了。
红四方面军情报的大力支持
中央红军在长征的过程中，得到了红四方面军在情报信息方面的大力支持。
在中央红军长征的前期，由于刚离开根据地，原有的信息渠道基本中断，加上每天的行军作战异常紧张，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架设电台通讯联络，更别说耐心细致地侦听敌情。在强渡湘江后过老山界时，据李维汉回忆：“一纵队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走几步，停几步，行动缓慢。敌人追得紧，五军团在后面打仗，挡住敌人，保卫我们。他们也催我们快走，以便甩掉敌人，减少兵力的损失。我赶到前面了解情况，才知道一纵队的电台队的工作人员实在太疲倦了，他们边走边睡觉，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影响我纵前进。一纵队首脑部门早已走远，丢下电台队在后面，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催他们快走，他们才紧追上去。”
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给中央红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1933年秋，廖承志从上海来到红四方面军，他带来了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一本敌军密码电报破译法。这本敌军密码破译法在长征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年红四方面军负责接待廖承志的傅钟后来说：“那本密码电报破译法万分宝贵，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我们都了如指掌。1935年春天，当一方面军为了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进行‘四渡赤水’战役时，情况极度紧张，常常难以架设侦察电台，也多亏有了承志同志带来的破译法，才得以把我们的侦察电台截获的敌军情报，按中央军委指示，及时转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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